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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眺属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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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斋复晴景，延眺属清秋。”
——摘自张九龄《高斋闲望言怀》诗。
延——泽——民，当然是您去延安以后自己重新起的名字，连姓都改成延安的延了，后头两个字嘛，没准是因为崇仰哪位领袖，同什么大人物有关？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有一次我自作聪明地斗胆问过他。
那时的黑龙江人，在正式场合称他延部长；而省文联大院里同他熟识的人，私下都亲切地叫他老延头。
他慈祥地微笑着摇头：不，我本姓延。
延河的延。
无定河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姓延。
传说还是呼延的后人呐。
他的夫人雪燕阿姨逗我说：这个江南的傻丫头，准是不知道陕北带延字的地儿有好几处呢。
后来我从他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寻找回来的脚印》中得到证实，他本名延泽良，幼时丧父，六岁开始在山坡上放羊，十三岁当小红军参加革命抗日。
不过看来他确是命中与延安有缘，绥德的无定河流着流着，与延河一并汇入黄河，若干年以后，流出了一个放羊娃出身的老作家兼来自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延泽民。
延老虽有这样令人敬重的双重身份，尤其对于我来说，他初为恩公、继为良师、是内行而宽容的上级领导；但在后来那二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上，他却更像是一个亲切温和善良正直的大朋友。
我不知道他们夫妇是否承认我是他们的忘年之交，然而在我的心里，自己是一直这样“自我感觉”
着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带着那本幼稚的小书，从上海回北大荒的农场去。
途经哈尔滨换车，稍作停留。
那个时候我对哈尔滨一无所知。
简直可以说，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拿着刚在上海认识的谢树老师写的一封信，见过了当时负责全省文艺创作的吕中山老师；另一位已调入省文化局创评办的杭州知青老乡何志云，又热心带我去拜望作家傅钟涛、陈毕方夫妇（他们那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干重浪》）。
毕方老师为人率真诚恳，她住在省文联后院的一幢旧楼里，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南方女子很有爱护之心，聊过了我的一些事情后，便说：我带你去见见延部长吧，他一向很关心文学青年，一定会愿意看到你，了解一些知青业余创作情况的。
他就住在这个楼里，走廊顶头那家就是……
从到了哈尔滨的那天起，我已多次听人们谈起过这位延部长，知道他“文革”
前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文革”
中文联被“砸烂”
，他也受到很大冲击。
如今刚刚复职不久，任省文化局的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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