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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字，在本人历史上的某一个关键时刻，就这样突然很权威地出现了。
我从未想到过他会同我的整个命运有所关联，甚至在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上，发生了一连串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个月以后，场党委果然开恩放行。
当我提着行李离开那个杨花飘飞的鹤立小站，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哈尔滨省艺术学校报到的时候，已是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的新同学们已经在学校上了整整两个多月课了。
朱老师和赵老师告诉我说，延部长一直关心着我上学的问题，坚持让艺术学校保留了我的名额。
延部长曾再三叮嘱他们说，这个编剧班的招生对象，就是我们省内已有一定创作实践的青年业余作者，有一个要一个，尽可能一个都不漏下。
进了省艺校以后才知道，这个编剧专业，就是在延部长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创办的。
他设法说服省里给艺术学校单批了二十个名额编制，专门招收散落在全省各地已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让文化局戏工室的老师们负责教授文艺理论、戏剧戏曲专业知识，集中观摩优秀影片，然后反复研讨“实习”
写成的作品，如此两年“小灶”
喂养下来，待这些年轻人学成毕业后，充实到全省的各个文艺团体中去搞创作；以后每年一届一届地培养——收获，坚持数年下来，黑龙江省的文艺事业，岂不是就后继有人了么！
时隔二十年以后，我想象着当年历经“文革”
十年浩劫，面对满目疮痍、一片荒芜的边地文坛，这位老部长忧心如焚、为此绞尽脑汁的情形。
一个小小编剧班的创办，对于后来的文艺繁荣，也许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老延头”
早在新时期来临之初，便已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文学后人之来势凶猛，“老谋深算”
地作出了长远规划。
那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开端，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并惊叹这个“希望”
工程的提前量，实在打得精明又细致。
若干年以后，当全国各省市形式各异的准“文学院”
风起云涌之时，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毕业的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员，已经遍布全省各个文艺团体，成为省市电视台剧团杂志以及文化系统的骨干力量了。
一九八〇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但事实上，地处边陲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在我心里却是新时期以来全国最早的文学院雏形。
一九七七年那个柳絮飞扬的暮春，我静静端坐于艺校红漆地板的课堂时，才忽然想起，我竟然还根本没有见过这位默默扶持着黑土地新苗的延部长呵。
从火车上跳下哈尔滨月台的那个时刻，我相信了已往人们流传的关于他“爱才如命”
的那些故事，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赞誉。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戴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不像一个官员倒像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只是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令人想起那个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
两年以后，艺术学校编剧班的学员即将面临毕业分配。
其时，北大荒知青正如同潮水一般，返回他们的故乡城市。
我将何去何从？我在哈尔滨举目无亲，杭州的父母正在落实政策，我是否也应该考虑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去了？
那是一九七九年，省文联各个协会的建制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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