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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哈尔滨。
初到作协时，文联没有住房，我曾天天到图书馆去工作。
延部长夫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在他们外出看病期间，还曾让我住在他家里，与他的女儿丹妮作伴，好让我静心写作。
《北极光》就是在一九八〇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写成于延部长家书房里的写字台上。
那个静谧而严寒的冬季，窗外厚厚的积雪映衬着窗台上一盆艳红的扶桑花，给了我永久难忘的温暖。
一九八三年我结了婚，丈夫在北京工作，婚后我仍然还留在黑龙江省作协当我的专业作家。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经过去整整十七年了。
如今孩子远在杭州，一家人户口分在天南地北，父母年迈，老家杭州遥遥无望。
有时奔波于三地之间，劳累中不免心生怨气，想起延老当年为黑龙江文学事业作出的“英明决定”
，颇有些怪他多事。
他挽留这个，提携那个，费心费力地组建了黑龙江省文学创作队伍，可明明把我害苦了不是？
这样没良心的话，只是一念闪过而已。
当着他的面，我是绝说不出口的。
一九七九年丁香花开的季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团省委，联合召开了全省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举办如此隆重的青年文学创作活动，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会议邀请了几位北京和外省的著名作家，其中有刚刚被平反改正不久的“右派”
。
他们在会议期间，对中国的改革和文学的发展，发表了真诚坦率而又敏锐的意见，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也十分强烈。
于是，会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直到会议结束以后很久，还有一些人对此事耿耿于怀，揪住不放，要追究那位作家以及会议组织者的责任。
那次会议当然是在延部长的直接支持下召开的。
在我同延部长偶然而短暂的一些接触闲谈中，我知道他对于极左势力一贯深恶痛绝，他说他在十七年中也犯过极左的错误，痛定思痛，如今他以历史的教训为鉴，真心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
我作为那次会议省作协的参加者，虽然对于会议过程中的一系列麻烦略知一二，但无法得知延部长在会前会后所承担的巨大压力，还有高层领导对他的具体批评和责难。
我只能感觉到他那段时间心情很不愉快。
间或有消息灵通人士说，省里有领导公然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右”
了，而延泽民是省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但延部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青年创作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体现和贯彻了党的思想解放路线。
他拒绝检讨，因此他在省里的处境十分不妙，给宣传文化工作的改革实施带来了重重困难。
时隔多年，如今那场风波已在历史的进程中烟消云散，只留下了许多疑问，供人深思；也在我脑中留下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老共产党员形象，如同北国荒原上挺立的老树，满身瘢疤和创伤，风风雨雨中依然伸展着枝叶，护佑着冰雪下的小草。
十年后，他在长篇小说《她在凌晨消失》中，对新时期开端改革与因循守旧之争的现实障碍与历史渊源，作了颇具胆识的披露和剖析。
那次会议以后，延部长就病了。
是肺部的老病，结核性囊肿，发烧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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