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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童心论”
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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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关于“童心论”
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中那些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论点，是不是完全胡说八道？这也要分析对待。
……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虚伪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儿童超阶级论，可是我们也应当吸收他们的工作经验——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不应硬塞高粱饼子。
十分遗憾，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照去年的少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的实际表现看来，我们的办法真有点像一句欧洲的俗谚：泼掉盆中的脏水却连孩子都扔了。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
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
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
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
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
过去对于“童心论”
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
再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见开了“文革”
后重新评价所谓“童心论”
的风气之先。
3个月后（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就专门开会讨论“童心论”
，对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评价，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
当时任大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儿童文学特点要大谈特谈》，表达了儿童文学界对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
的渴望。
任大霖说：
在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统治中国文艺界的时候，人们一听到有什么“问题讨论”
，便不免心惊肉跳。
因为这些所谓“讨论”
，开场时往往倒也相当文雅，用些“商榷”
呵“争鸣”
呵之类的词儿，还“鼓励”
不同意见的发表，真像有点儿“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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