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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起带头示范作用。
父母把想法告诉奶奶和外婆，两位长辈都有切身体会，没有怎么阻拦。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挽救了我的母亲，也挽救了我们一家。
母亲的决定是明智的。
但要养活四个孩子，还是非常艰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极其贫困，朱家老屋坐卧在蛇山的山坳里，田少人多，当时是人民公社制，没有家庭副业。
每年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稻米、山芋、玉米、高粱，只够半年的口粮，忙时一日三餐，闲时一日两餐，也是稀饭当家，有客人时才有干饭。
还有半年需要靠挖野菜、啃树皮填饱肚子。
我家亲戚多，有时还可以向条件好些的亲戚家借粮，等新粮上市时再还，但这样年复一年，债台高筑，不好再借，亲戚也不敢走动了。
村里有的人家，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干脆全家外出要饭。
人们没有尊严地挣扎在贫困线上，谁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平时用钱，譬如我生病的药费，需要向生产队借支，年底按一个工分多少钱兑现家庭总收入时，再扣除。
我家孩子多，只有父亲母亲两名劳动力，我又长年生病，每年兑现扣去平时所借，我家始终是欠债户。
一旦是欠债户，下一年度借支时就要受到限制，因为担心年底不能还上欠款，生产队会拒绝借支，作为生产队干部的父母，被人瞧不起，很没有面子。
1973年的一天，我因为肠胃炎又住院了。
母亲偷偷找到妇产科的郑医生，说了家里的苦难，请她帮忙，想卖血来缴药费。
从那时起，母亲偷偷卖血补贴家里，直到有一天，大弟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晕倒在路边的母亲——母亲刚从医院卖血回来，才揭开了真相。
父亲非常生气，不让母亲再去卖血。
后来，我们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交不起学费，母亲又偷偷去找郑医生，父亲知道了，和母亲大吵一场。
之后，家里决定，让体质好些的大弟弟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干活，后来妹妹也放弃初中升学的机会回家劳动，一家人供养体弱多病的我和小弟弟读书，直到小弟弟大学毕业的1993年，母亲才没有卖血。
整整20年时间，是母亲用自己卖血的钱供我们兄弟上学。
母亲有一个简单的心愿，已经有两个孩子辍学了，不能让我和小弟弟再没有书读，只要我们考得上学校，就一定要供养我们把书读完。
1980年，我成为朱家老屋第一位大学生，1989年，我的小弟弟成为朱家老屋第二位大学生。
一家有两位大学生，在我们村里空前绝后。
母亲笑了。
没有母亲卖血让我们兄弟读书，就没有我们上大学的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情形。
我们为有这样一个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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