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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兼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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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蒋风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以下简称《史》，河北少儿出版社1987年6月版）一书，是一项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空白的工程。
该书中由韦苇、王泉根两同志执笔的第一编“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
，对发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概貌作了翔实清晰的描述，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这一部分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
如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活动”
，俞平伯的儿童诗，王统照的儿童小说，黎锦晖的儿童剧等，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坚信中国儿童文学从刚刚起步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四肢健全、充满生命活力的少年，就有一个群星璀璨的儿童文学世界。
这极大地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的阐述上，对过去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周作人和他的儿童文学观作了大胆而慎重的涉及。
说其大胆，是因其道人之所不敢道，即敢于肯定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过积极的贡献，尽管他后来成为汉奸，还被中国法院判了十年徒刑。
说其慎重，即是肯定得还很犹豫，还很保留，似乎周作人只不过是中国儿童文学启蒙运动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参加者，即便如此，肯定之后又立刻加以许多否定，诸如说他的立场还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个人主义的，理论武器还是人道主义的，如是云云。
这是心有余悸，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
因此，我们说，这种重视还是很不够的。
在《史》中，周作人始终是以陪衬的人物出现的。
除在第一编的第10页比较集中而又非常简单地介绍了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外，在4、7、8、9、12、14、15、16、18、21等页也提到周作人的名字，但却不愿给周作人一个专节的篇幅，而与周作人一起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又都能荣耀史册，成为始祖。
用这种顺笔带过的简单办法对待周作人这样一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仅是很不适当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切实关心儿童问题，热情提倡儿童文学的屈指可数的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舒芜同志说得好：“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应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
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
周作人首先是以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在儿童文学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里摇旗呐喊，拓荒耕耘的。
早在1913年，他就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1914年写了《古童话释义》，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研究童话的专门论文；同年又写了《儿歌之研究》，这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儿歌的著作。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人的文学》（1918）的同时，又写了热情鼓吹儿童文学的文章《读安徒生童话〈十之九〉》（1918）。
到了1920年，他亲自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讲演，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儿童文学”
这一专词。
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儿童的书》（1923）、《关于儿童的书》（1923）、《儿童剧》（1923）、《童话的讨论》（1924年与赵景深关于童话的通信）、《神话辩护》（1925）、《科学小说》（1925）、《读〈各省童谣集〉》（1927）和《吕坤的〈演小儿语〉》（1927）等。
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著作明显地昭示了他进步的儿童观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进步的儿童文学观。
他的关于儿童、儿童文学的见解，比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更全面、更系统，也更理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漠视，儿童的身心备受摧残。
周作人对此有着清楚深刻的认识：“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了这种封建的儿童观虐杀儿童的罪恶：中国儿童的命运只是在“父为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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