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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征，对3至6岁，6至10岁，10至15岁三个时期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不同需要作了分析，对儿童文学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
。
强调儿童文学只是儿童“可以逍遥”
的“适宜的花园”
，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
，“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
，“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
。
这种以儿童为本位，迎合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的观点，无疑是对“父为子纲”
等陈腐落后的封建旧道德旧教育及其旧儿童观的有力声讨与抨击，在初期的反封建战斗中，着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提高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地位，加速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儿童文学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周作人还对儿童文学最古老、最基本的体裁——童话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在一系列关于童话的论文中，他考证了童话这名词是从日本引进来的，而童话这一样式的内容，我国就古已有之，指出：“童话的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
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
“用童话者，当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
1922年，他与赵景深以书信形式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就童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场讨论不仅扩大了童话的影响，还纠正了当时文坛对童话的一些错误见解，以致“在新文化启蒙时期的几年，所见之童话，大致皆如孙毓修，周作人的概念所规范”
。
为给孩子们以适宜的食粮，周作人竭力推荐安徒生的童话：“今欧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笔者注）为最工”
，“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
。
他对陈家麟、陈家镫在1917年用文言翻译安徒生童话《十之九》时，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
的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大道理”
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
，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
的艺术特色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的现象，专门撰文作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在是安徒生在中国的一大悲剧。
为恢复安徒生童话的本来面目，周作人特地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1914年译），重译为《皇帝的新装》。
也正是因为周作人等人的努力，中国才自此有了“真正的翻译的西洋童话”
。
周作人还根据日本坪内逍遥与美国斯庚那的原作编译了六部童话剧：《老鼠会议》《乡鼠和城鼠》《青蛙教授的讲演》《乡间的老鼠和京城的老鼠》《公鸡与母鸡》《卖纱帽的与猴子》等。
这些童话剧情节有趣，故事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的演出和欣赏。
与此同时，他还重视对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工作，热心为他人收集的童话作序以推荐。
对曹鸣奇收集的民间童话《狐外婆的故事》，周作人写了《关于〈狐外婆〉》，并指出：如果把这类“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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