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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思想启蒙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潮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空间。
在关于如何提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水准的思考中，谈论最多的是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这种思辨气氛中，重新回忆起周作人，便是很自然的了。
首先发难的是一些敢想敢干又有敏锐头脑、有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年轻人。
例如王泉根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在浙江师大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时，就极具史家胆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周氏兄弟。
他认为，“早年的周氏兄弟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十分关心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最早篇章，主要是由周氏兄弟书写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早期阶段曾经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对于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史，而应当严格地从史实与资料出发，反复地分析研究，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人其文，以恢复这类历史人物在文史上的本来面目。”
这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精神的一种心声。
本着这种精神，他编选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资料本），在《代前言·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都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较详细中肯的概观，集中表达了如下重要观点：
（一）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开始涉猎到儿童文学。
他不仅是外国儿童文学的热心译介者，还是儿歌童谣与民间故事的热心收集者，而他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最有实绩、最有影响。
（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判封建的旧儿童观，鼓吹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新儿童观。
2．强调理解“儿童的世界”
，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主张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
3．提倡儿童文学文体多样化，肯定它们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三）周作人是现代中国研究童话理论并取得成绩的第一人，还对儿歌、儿童戏剧等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四）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受到杜威“儿童本位论”
的消极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顺应儿童”
，反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与社会作用，对现代儿童文学产生过十分不良的影响。
结论是：周作人应当属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的行列，在儿童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并肯定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文论，它的出现翻开了周作人研究中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厚重的一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后，王泉根在他毕业论文基础上著就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评选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及著作《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等著述，更是继承与实践了这一学术精神，积极地介绍与评注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重新发现作出了贡献。
几乎与王泉根同时，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的吴家荣先生，也发表了在当时还十分难得的《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的功过》。
[《论谈》，1984（3）]该文指出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两大贡献：
（一）周作人最早为恢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的地位而振臂呐喊；最早肯定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最早强调儿童文学应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特点，并对儿童文学创作以积极倡导。
（二）周作人积极提倡儿童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并精到而深刻地研究了童话、儿歌、儿童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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