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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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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发生了一起牵涉朱熹、唐仲友与歌伎严蕊的著名公案——朱唐公案，其本质是南宋学术派系之争与地方监察权博弈的产物，严蕊作为卷入其中的弱女子，因一首《卜算子》词留名后世，更让事件被赋予了理学家迫害才女的戏剧色彩。
朱熹与唐仲友的矛盾核心并非私人恩怨，而是深层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分歧。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道德自律；唐仲友则属于事功学派，主张事功之学重视经世致用，两派在学术理念上针锋相对。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以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身份巡查地方，拥有监察地方官员职权，而唐仲友时任台州知州，正是朱熹的监察对象。
朱熹抵达台州后，很快对唐仲友展开弹劾，罗列其贪污受贿、役使百姓、私通歌伎等八大罪状，其中直接牵涉严蕊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有不正当关系，且利用职权为其脱籍。
严蕊当时是台州知名官妓也称营妓，兼具姿色与才华，常受邀参与地方官员的宴饮应酬，唐仲友曾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其赋词，严蕊即席吟出“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的名句，这成为朱熹弹劾的重要筹码。
根据宋朝律法，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得私侍枕席（不能发生性关系）。
朱熹认为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已触犯律法。
朱熹随即逮捕了严蕊，试图从她口中撬出唐仲友宿妓罪证。
然而，尽管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史料记载再痛杖之、一再受杖），严蕊却始终不肯诬陷唐仲友。
她说：“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
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
虽死不可诬也。”
我身为卑贱营妓，纵然真的与太守有私情，按律也不至于判死罪。
但是是非真假，怎么能胡说八道来污蔑士大夫，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诬陷他。
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折弹劾唐仲友，罪名远不止宿妓这一条，还包括贪赃枉法、催税残暴、蓄养爪牙、伪造官会（货币）等八大罪状。
其中关于严蕊，朱熹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确有私情，并曾授意严蕊为自己冒充的侄女骗取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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