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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兹把这个细节在脑子里压住，没有追，按照奥马尔的指示，对方开口，你接住，但不往里推，让它自己站在那里，等对方决定要不要继续开。
陈良问了利比亚的石油储量，问了利比亚与苏联的关係，问了奥马尔本人的政治立场------他问得非常直接，法伊兹回答得也直接，因为奥马尔事先说过：对他们不需要任何修饰，他们是见过真实世界的人，修饰过的话他们听一遍就知道是修饰的。
“你们上校，”
陈良在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问，“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因为，”
法伊兹说，“如果他来了，这就不再是一次非正式接触了，它就变成了一件事，一件必须被记录在案、必须有明確意义的事。
他来不来，取决於这次见面之后这条线是不是值得他来。”
陈良笑了，是那种在见惯了世面的老人脸上才有的那种笑，短暂，真实，“他这个人，”
陈良说，“很有意思。”
整个会面进行的时候，奈洛比的街道上有三个人在移动。
他们不在旅馆里，他们在外面，在会面所在街区的不同位置，以三种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在路边摊吃东西的普通旅客，一个是在附近咖啡馆坐著看报纸的商人，一个是在两个街区之外停著车等人的司机。
这三个人的真实身份，是系统精英步兵单元的外勤人员，是埃维利亚从费赞基地调出来专门为这次行动保障安全的，他们每隔十分钟通过一套预定的方式確认彼此的位置和周围的情况，任何一方出现异常，法伊兹会在三分钟內知道，行动方案会立刻切换到备用路线。
这套安全网在1971年的奈洛比，是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能力同时部署和维持的规格。
鹰国的中情局在非洲的外勤资源，在这个城市里是稀缺的，他们更关注自己在冷战里的主战场，没有人力在一个不重要的东非城市同时监控三个无关联的目標。
雾岛更没有。
这不是奥马尔运气好，是他从一开始就把这个系统爽感的代差，用在了最应该用的地方------不是在战场上，是在这种没有任何人知道、但如果失败了代价无法估量的地方。
会面在那天傍晚结束。
法伊兹的人走出那家旅馆，在街上走了几个街区，换了两辆车，然后按照埃维利亚的路线原路返回。
当天晚上，法伊兹通过预定的通讯方式，发了一条极短的消息给的黎波里：“谈了，喝了茶，他说有意思。”
奥马尔看到这条消息，在心里把它翻译了一下------他说有意思，这句话在那种外交语境里不是客套，是真实评价，是一个经歷过很多事的老外交官在说他见到了一个他没有完全看透的东西，他对这个没有完全看透的东西有兴趣。
这就够了，对於1971年来说，这就够了。
奥马尔在的黎波里等消息的那个夜晚，没有睡。
不是担心，是那种在等一件重要的事的时候、身体自动保持清醒的状態。
他在办公室里看了两份文件，又走到窗边看了一会儿城里的夜景，然后回到桌前，把一本他最近一直在看的经济学书翻开，读了三页，没读进去，把书合上了。
他在想一件他知道但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
两年后，1973年，赎罪日战爭，然后是石油禁运，鹰国和西欧的加油站前会出现几百米的排队，工厂会因为燃料短缺减產，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普通公民会第一次感受到能源是可以被切断的，切断之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那场危机会让整个世界重新思考一件事：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掌握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力量。
而在那个时刻，利比亚如果手里已经握著那根通往东方的细线，那条线就不再只是一条线，它会变成一个支点，支点的重量取决於站在另一边的人是谁。
他在等的，不只是法伊兹的消息，是那根线是否存在的確认。
奥马尔在的黎波里收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是深夜，马哈茂德已经走了，埃维利亚在门口，“结果，”
她说，“比预期好。”
“比预期好，”
奥马尔说，“但这条线现在只是一根线，不是一张网，还很细，还很长，需要时间。”
“您打算怎么维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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