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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
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
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
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
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
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
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
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
的问题。
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
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
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
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
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
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
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
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
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
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
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
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
，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
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
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
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
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篡位”
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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