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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落地，应泊猛然回过神，两眼略有茫然地望向面门座位那负责主持会议的政治部主任。
他愣怔的空当刚好给了案件承办人喘息的时间，对方忙喝了一大口水，等待新一轮的拷问。
虽然不慎走了神，应泊倒也不慌，重新把笔记本上记录的思路快速浏览一遍，缓缓道：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各位的意见都比较统一，即行为人为诈骗分子提供银行卡的行为究竟构成帮信罪还是诈骗罪。
尽管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重叠，但主观上‘明知’的程度以及内容却大有不同，这也是我们实务上审查此类案件的难点所在。”
思路终于整理顺畅，他抬头看向承办人：“移送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否认自己主观上明知这个另案处理的‘阿静’实施诈骗犯罪行为，也否认自己知道所接收款项为诈骗款？”
承办人忙道：“是的，但……”
应泊接上他的话：“但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嫌疑人一直稳定供述自己明知，而且帮忙转移犯罪所得时也采取了规避调查的行为方式，完全可以从客观行为佐证嫌疑人主观上‘明知诈骗而为之’，对吗？”
被应泊点破心思，承办人信服地颔首，又补充说：“不过，因为嫌疑人翻供，再加上诈骗罪的量刑要比帮信罪重很多，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用帮信罪来兜底，避免起诉后却拿到无罪判决。”
“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过于依赖嫌疑人或是被告人供述，确实往往会以帮信罪作为兜底罪名。
可现在我们不是没有证据，而且举证中需要更侧重强调他的‘主观明知’。
技巧性的权衡当然重要，但不能滥用，不能把定罪量刑当成达成指标的一种交易，你觉得呢？”
这番话绵里带针刺中最根本的问题——实务中为了避免风险，控辩审三方时常会在庭下悄悄达成交易。
譬如只要嫌疑人认罪认罚，检察官就会给出缓刑的量刑建议，而量刑建议又被法官广泛采纳，庭审完全成了走过场。
此外，更深层的后果是，极有可能导致重罪被从轻发落，对被害人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整个会议室都为之默然。
见承办人无言，应泊也留有余地，总结说：“所以我的观点是，按诈骗罪的从犯起诉更合适。”
一场会议两个多小时，应泊坐得腰酸背痛，总算捱到了散会。
他把笔插进口袋，夹着笔记本离开会议室，叫住了走在前面的徐蔚然：
“蔚然，等一下。”
徐蔚然正抱着自己的本子，低头补着笔记，听到他的声音即刻回头：
“怎么了，师父？”
应泊紧走几步迎上去，与她一同进入电梯。
借着个子高，他斜睨了一眼她的笔记，问：“刚才的会议有没有觉得很难理解的内容？”
“会议上的案子还好，都听得懂。”
徐蔚然急匆匆地写完最后几个字，向他扬起一个笑脸。
应泊听出话里有话，挑眉问：
“那……会议外的呢？”
徐蔚然赧然道：“就是咱们手上那几个毒品案子，我阅卷时总是前面看后面忘，看不了几页脑袋里就成一团浆糊了。”
电梯停在三楼，“叮”
地一声打开门。
应泊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把她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解锁电脑，调出文件展示给她看：
“你看，思维导图，上下游犯罪事实、金额、数量与口供都列举出来，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他滑动着鼠标滚轮，继续解释：“很多时候，办理毒品犯罪需要秉持‘差不多得了’的思路，才能办得通顺，当然死刑案件仍然要慎之又慎。
犯罪和侦查过程都过于隐蔽，太高的证明标准只会导致看谁都无罪。”
每一幅思维导图都简洁明晰，还附有应泊自己手画的分析图。
徐蔚然倒吸一口气，结结巴巴地说：“那个……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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