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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上边有考虑，国内大学任陈学良选择。
他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有一次，我与他在路上相遇，说得颇为投机。
后来，听说他被打成“反XX集团”
成员之一，判刑五年，人生非常坎坷。
我闻之极为唏嘘。
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是一所培养驻外记者的大学，要求极高。
上海只分配到两个名额，被录取者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第二，必须是调干生。
这哪里是我们这些18、19岁的应届高中生有资格录取的啊？
今天的考生有所不知，在那个年代，文化层次不一定要求高，但政治成分一定要过硬。
很多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就这样被排挤在名牌大学之外。
我所执教的中学，也有一个典型案例。
中法建交后，法语人才奇缺。
上海外国语学院开设一个法文班，以培养法文翻译人员。
静安区分到两个名额，条件有三：一、大学中文系毕业；二、工人出身或贫下中农出身；三、己结婚生子，有家庭。
恰巧我校郁荣福老师够这三个条件，被保送深造。
学制三年。
无奈他毫无外语基础，或者说缺乏这方面细胞。
三年后毕业，成绩全班最后一名。
无法重用，仍旧被派到一所中学教语文，与进修之前的工作没什么大区别。
校刊编辑张子硕，1957届高中毕业，连大学也没考取，原因是他在1957年的“大辩论”
中犯了思想错误，被剥夺考大学的资格。
当时的国策是：培养对象的标准必须讲阶级路线，讲成分论……
洒一掬热泪，叹一声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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