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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杨汤敏不买账，这位男生是班里小头头，总带着几个跟班在课堂上起哄。
听说他父亲去了台湾，家里和学校都没人管束他，他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桀骜的野气。
幸好还有几个顶事的骨干。
大队委员王静华会悄悄把乱成一团的作业本理整齐，然后交给我。
中队主席姚慧萍总能帮我维持自习课的秩序，劳动委员王金财最是稳重——这位1946年出生的工人家庭子弟，比同班的同学成熟不少，后来“文革”
时成了“复课闹革命指挥部”
的总指挥，得了个“王复指”
的绰号。
改革开放后，分配到上钢五厂，倒也踏实肯干。
那次李裘蒂和顾莲莲闹得实在是太过分，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校领导。
教导处副主任尹联波挟着教案走进教室时，原本嘈杂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
他没多废话，当场宣布让两人停课写检查，这才镇住了局面。
第二天一早，两个姑娘红着眼圈来道歉，还拉我去看她们编排的文艺节目，唱腔走调的《东方红》选段里，藏着她俩特有的狡黠与悔意。
从那以后，课堂纪律总算有了起色。
校方倒没过多责怪，反而主动承认“让新教师首接当班主任是决策失误”
，建议我多去纪律好的（6）班听课。
在（6）班听课取经的那段日子，我舒心多了。
回来之后，我教学生读毛泽东的《长征》，还凭着记忆唱了两种谱子——首到1964年大型史诗《东方红》上演，才知道那第三种更雄浑的旋律，藏着怎样磅礴的气魄。
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叶文宪成了大学教授，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他写的专著；麦美江先去了崇明，20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培训后，又回了六十一中学，成了带班主任的数学老师。
每次想起这些名字，总能听见当年教室里的读书声，混着秋日阳光穿过梧桐叶的沙沙响，在记忆里轻轻摇晃。
我是语文老师，如何给学生们上好语文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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