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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文革”
以前，囫囵吞枣，如私塾背书一样，只是储存了下来；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形势重新验证马恩的观点，又去主动温习。
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后来又做新闻，一方面是专业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读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铭心的。
比如，“环保”
这个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
（《自然辩证法》）这种深刻、彻底，你不得不佩服。
特别是经历了“文革”
大失败后重新发现马恩，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得对，是我们过去念歪了经。
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神圣家族》）多么朴素的真理。
一部经典不可能全部背下来，只要做到读懂原理，知道观点，记住一些警句，要用时能很快查找出来就够了。
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最有用的是他的两本哲学书《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可以作为写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论文、讲话，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反对党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代新华社起草的《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批社论、时评，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与文学才华。
这种阅读对我来说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学了。
后来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我将这个多年来的阅读体会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整版刊登。
本文与另一篇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时发表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对毛、周两个伟人的阅读笔记。
对经典，你读不读、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它客观存在、确实有用，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没有读，其实是吃了暗亏。
就好像说一种好食物，你不知道，没有吃过，但它确实好吃。
马恩对未来社会的猜想，也许不能实现，就像天文学家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猜想，现在也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的伟大和思维方法的科学，要不它怎么能造就数百年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同理，虽然毛泽东后期有重大错误，但在他领导下确实改变了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另外，还有他的个人才华和魅力。
经典不是一份名人豆腐账，不必拘泥于马恩哪一年到伦敦、到巴黎，与费尔巴哈、黑格尔、杜林什么关系，也不必拘泥于毛泽东当年到哪里，说了什么话。
理论经典让人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是后人的刻舟求剑，过度解读，故意神化、僵化，拉大旗当虎皮。
就像儒家经典一样，马恩经典也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涂抹、改塑。
随着历史潮水的退去，经典突显的只是原理，其他都已不重要。
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经典的阅读与出版始终有两条路线。
一是真正的学术大家、出版家，为读者着想，筛选出最基本、最精华的东西，做成最便宜的普及本，书愈做愈薄，人愈读愈有味；二是拉经典扯大旗，靠经典吃经典，为出书而出书，不停地注释、索引、解读，书愈做愈厚，让人愈读愈烦，而公款出版又加重了这个恶性循环。
经典要转化为有效阅读必须有负责任的、高水平的、联系实际的、深入浅出的普及环节。
可惜政治经典的普及做得很不好，远不如文学经典。
我印象深的好的普及本仍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我常用的一个本子是《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政治理论经典对我写作的帮助是学会直取问题要害，找到打开读者思想大门的钥匙，登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制高点，也就是找到文章的“文眼”
。
前面说过韩愈为文时要向司马迁“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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