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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政党中人而服务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以保持政务的中立。
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即国家职能部门非政治化。
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军队国家化，国家民主化”
政治思潮的滥觞。
从理论上说，梁漱溟二重组织的设计不愧为解决中国党派问题的一种理想，可惜其可操作性太差，在实践中行不通，不要说中共难以真正接受大国民党主义，成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小党派，即使从梁漱溟的设计中毫无损失而获益匪浅的国民党也难以接受梁漱溟的这种设计。
因此，当梁漱溟将这些想法写成《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寄《大公报》发表时，很自然被新闻检查机构扣压。
负责新闻检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伯闵对梁漱溟还算比较尊重，特专程前往梁漱溟的寓所看望，予以解释。
梁漱溟对刘伯闵的解释似乎还不太满意，又请刘介绍，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面谈一度。
刘伯闵、叶楚伧都表示个人同情并能够接受梁漱溟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止梁漱溟发表的理由，是恐怕梁漱溟的这些主张发表后引起各方讨论，文章愈写愈多，不仅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转增不愉快的情绪。
他们告诉梁漱溟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
于是梁漱溟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看。
梁漱溟的二重组织设计完成于游历华北华东战地前，而通过游历，他更感到党派问题不仅没有好转的趋势，而且日趋尖锐严重。
途中所见所闻益多，所以迫使他忙着赶回来谋求一个根本解决办法。
九一八周年纪念前一天，梁漱溟一行返抵洛阳，稍事休息并与卫立煌两度晤谈，迅即返回西安。
在西安，与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谈话，又托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
10月3日，梁漱溟一行飞成都。
梁漱溟急于赶回四川的意思，原以为党派问题在前方日趋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这正是他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
他准备尽快将自己沿途所见所想向国共两党及第三方面谈谈，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抵达成都的那一天，正好蒋介石以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飞成都准备就职。
梁漱溟于是决定留在成都，随时就便晋谒。
双十节后的一天，蒋介石约梁漱溟吃饭，梁就将游历华北华东战地的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及八路军情形作了一些介绍。
蒋介石就如何处置山东问题作了一些指示。
因谈话时间甚长，梁漱溟尚未提起党派问题，蒋介石约梁漱溟待他回到重庆后再谈。
10月23日，梁漱溟到达重庆时，蒋介石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线，不获见面，梁漱溟与蒋介石的约谈只得无限期后推。
至于第三方面，意指国共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
梁漱溟自己亦属于这个第三方面，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梁漱溟回到成都最先与第三方面的朋友交换意见。
此时在成都的第三方面人士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于是与他们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梁漱溟向他们大致报告巡视中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
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而梁漱溟在谈话中流露出第三方面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意思，事实上已有建立新党派以与国共相抗衡、相制约的想法。
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人对此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找些朋友商量进行。
至于中共方面，由于其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诸位正在重庆参加会议，于是梁漱溟于10月26日晚间往访曾家岩五十号，与他们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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