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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
所有这许多话，秦邦宪全记下来。
然后由陈绍禹、秦邦宪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诸老。
他们的答复大致是：你梁漱溟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梁漱溟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
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就曾有过类似表示。
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中共方可照办。
简言之，中共不可能单方面放下武器，听凭国民党一党摆布，更不可能听任国民党一党独大。
梁漱溟对中共的答复并不满意，只好再找国共两党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所谓第三方面谈谈，希望先在第三方面达成共识。
在重庆的第三方面朋友此时正忙于所谓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争取各党派合法地位以及公开活动的自由。
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因而对梁漱溟关于第三方面统一联合的提议并不十分热心。
按照梁漱溟的看法，宪政问题虽然迟早都要解决，但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应以团结统一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
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及公开活动问题宜从团结统一中予以解决，所有的限制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因为在梁漱溟看来，宪政不可能在短时期实现。
所以梁漱溟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热心。
至于统一运动入手处，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先谋第三者之联合。
梁漱溟专志于此，故而在重庆如火如茶的宪政运动便没有引起他的多大兴趣。
第三方面的朋友并不责怪梁漱溟的偏执，而且第三方面的许多朋友对于梁漱溟所说的第三者之联合，也是心仪已久，早有此意，不待梁漱溟积极发动，第三方面已在洽商中。
经彼此聚议好多次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
，一面确定由救国会的章乃器、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负责汇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统一建国同志会”
的简章和信约等文件，最后由梁漱溟、沈钧儒等人负责审查和定稿。
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法律化。
在这个前提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广泛团结各党派及无党派热心国事的上层人士，共求事实，探讨国是国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中国今后只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反对国内一切暴力及破坏行为。
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加政党活动，各个党派都不应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
所有这些，与梁漱溟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中的设计基本相近，大体代表了梁漱溟的思想。
关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性质，简章和信约都没明说，但在参与其事者心里都很明白，这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团体，处于第三者的地位。
他们不明确邀请国共两党参加，实际间或有国民党籍的人士。
1939年11月23日，国社党罗隆基、罗文干、胡石青，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第三党章伯钧、丘哲，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所属张澜、光升等，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通过了简章和信约，初步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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