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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
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
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
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
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
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
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
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
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
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
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
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
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
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
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
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
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
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
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
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
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
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
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
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
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
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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