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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
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
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
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
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
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
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
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
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
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
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
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
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
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
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
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
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
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
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
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
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
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
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
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
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
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
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
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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