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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
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
,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
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
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
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
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
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
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
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
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
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
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
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
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我知道我将使自己受到这第二种障碍即外部危险的阻挠,使我不能发表关于摩西研究的这最后一部分论文。
我曾做过另一种摆脱困境的尝试,我告诫自己,我的担心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我个人的重要性:对当局来说,我选择要写作的关于摩西和一神教起源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
但是,我还不能肯定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对我的判断是把我看做是一个心怀恶意和喜欢煽动情绪的人。
因此,我将不发表这篇研究文章。
但这并不会阻止我写作。
特别是因为我在两年以前已写过一篇,所以,我只需把它修改一下,并把它附加到前面那两篇论文中去即可。
因此可以悄悄地保留着,直到有一天可以毫无危险地见到天日,或者直到能告诉某个得出同样结论和见解的人:“早在更黑暗的年代里就已经有人像你一样考虑过同一个问题。”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
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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