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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道尔离开了歇洛克·福尔摩斯，没有任何遗憾。
“可怜的福尔摩斯死了，真该死。”
他在1896年如是说。
我觉得他就像用过量的药，我面对着他就像面对肥鹅肝酱饼，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以至于今天提到这个名字让我都感觉要呕吐……我让那样一位绅士死去真是该死，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谋杀，只是一种自卫的正当杀人，因为，如果我不杀掉他，他就会杀掉我。
1893年，正当柯南·道尔的名声如日中天时，悲剧发生了。
路易莎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
这病让两人的生活完全混乱，全家从一个疗养地迁到另一个疗养地，希望能病情痊愈或者至少有所缓解。
1895年春，他们来到开罗，希望热而干燥的天气能帮助路易莎康复起来。
柯南·道尔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三幕剧《科罗斯科悲剧》，于1898年发表。
当英控埃及部队和苏丹伊斯兰教僧人组织（反英派别）在苏丹开战，柯南·道尔成为《威斯敏斯特报》的战地记者。
1896年回到英格兰之后，他继续创作文学作品，包括关于摄政时期的体育小说《罗德尼·斯通》、关于年轻夫妇的有趣故事《临时合唱团二重奏》以及他的第一部拿破仑时代长篇小说《贝纳克大叔》。
1897年3月15日，他的妻子还在病中，阿瑟·柯南·道尔遇见了简·林克。
在柯南·道尔的自传中，直到1907年婚礼才提及她，称简是“布莱克黑斯家族的小女儿，我已经认识她们好些年了，她是我母亲和姐姐的密友”
。
如果这说法是真的，那么柯南·道尔和简在1897年就相爱了。
但他是一位有妇之夫，他的骑士精神和正义感让他维持和路易莎的感情。
实际上，他和简私下见过面——瞒着路易莎，但是柯南·道尔家族其他人，包括他的母亲甚至路易莎的母亲，都知道此事并对此表示谅解。
离婚是不可能的，柯南·道尔努力维持个人生活的平衡。
不管是福尔摩斯（“华生，我不是一个女性崇拜主义者，这一点你很清楚”
）还是华生（“我见过许多国家和三个大洲的女人”
）都不能作为苦恼的作家的模特。
“［路易莎］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宝贵的，”
他在1899年写道，“但是，我要说，我生活中以前未被占据的很大一部分空间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海滨杂志》（1893年2月号）
西德尼·佩奇特
1898年，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在南非打响。
柯南·道尔希望投身战争，但是军方基于他的年龄和影响拒绝征用，不过同意他监理海角镇的一家医院。
那里的经历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皮肤变白的军人》就反映了这段经历。
战争结束之后，英国的敌人（特别是英国“核心阵营”
）将战争看作世界问题，柯南·道尔为英国辩护，撰写了小册子《南非的战争：起因以及应对》。
小册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引起公众关注，柯南·道尔因此成为统一党下议院议员候选人。
对于读者大众来说无比高兴的是，柯南·道尔在选举中失利，从而继续全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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