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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解说。
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
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问题。
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问题。
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
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
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7年，列宁就逝世了。
而且那7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7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
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
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
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
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
1952年取消政治学系科。
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
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
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
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
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
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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