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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处境和我们最相近的人的不幸必然能最深刻地打入我们的灵魂深处。”
[9]莱辛反对当时的德国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一味摹仿与过度崇拜，他要求戏剧反映18世纪德国的社会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因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而且更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同情。
同时，他也批判了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因摹仿而极其混乱、造作的“历史大戏”
。
这样，莱辛就在理论上为普通角色进入悲剧打开了大门。
于是在19世纪之后，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品中，大多数悲剧的主人公都换成观众身边的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
像莱辛反映德国市民的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以及以别种形式（小说）出现、后被搬上舞台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
应该说，这种角色的变换是悲剧创作的一大开拓性跃进。
鲁迅论此道：“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少，而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但是在18世纪直至20世纪，在悲剧创作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虽然角色领域得到了扩大，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及一些剧作者却仍执一种观念，即悲剧的审美本质应体现为“崇高”
。
即是说，虽小人物或普通百姓可以进入悲剧殿堂，但他们的举止行为所体现的，只能是与帝王伟人内里一致的“英雄品格”
或“英雄精神”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目标，为了体现自己圣洁的人生价值，“不成功，毋宁死”
！
剧作应以其壮烈的牺牲，唤起观众的“崇高”
概念。
这样一来，悲剧创作的进程就在某种程度上绕了一个圈儿，又回到原来的范畴内。
不过是把主人公的外衣，由帝王伟人的玉带锦袍换成寻常百姓的皂衣小帽罢了。
这种论点，势必对悲剧创作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任何杰出的艺术创作，都应最终呼唤人文意义的“崇高”
，这毋庸置疑。
但这“崇高”
的产生却可以、也应该是多渠道、多层面的：它可以直接用剧情“表现”
崇高，也可以用卑劣反向地“激发”
崇高，还可以因剧中人物的平庸麻木使观众“悟觉”
出崇高……只有这样，我们在进行悲剧创作时，才可以放开手脚、开阔视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
而这“矩”
，就是前面所说的悲剧的唯一原则：给观众以“悲”
的审美感受，并通过具体形象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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