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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当时我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可分，和他自己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上能随着客观实际不断提高认识、走向进步更有决定关系。
他起初在《锄头舞歌》里歌颂“天生孙公做救星”
，说明他在那时还只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可是到三十年代初，就愈益洋溢着支持工农大众“翻造”
“人间地狱”
的思想感情；愈益认清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愈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和自己原先的老朋友如胡适之流划清了界线。
到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更愈益从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发展成为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他所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事业，不仅愈益信赖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而且愈益成了共产党及解放区培养、输送革命干部的据点。
上述各点虽只略述梗概，但已足可证明，给他扣上“改良主义”
、“实用主义”
的帽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至于我们过去所说的“新马尔萨斯”
和五十年代所谓的“新武训”
等等，更早不攻自破了。
我这样讲，决不是说陶先生的思想已经完全完满无缺。
事实上，在他的思想中不仅还有好些需要结合今后的社会实践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就反复强调永远都要不断“前进”
，“创造”
。
但是按照上述主要之点来看，我觉得，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他有关深入改造旧学校教育，积极开展整个社会宣传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对于当前我们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指示，促进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发展，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更有效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教育，还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除深入学习党中央有关指示和老解放区成功经验以外，很需要一面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正反经验，一面密切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采取去粗取精、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态度，为抓紧搞好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教育，而好好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使能为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1]选自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3]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4]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三次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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