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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文明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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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问题，胡塞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是科学的危机，现象学是克服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海德格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危机，产生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对存在的遗忘。
要克服这种危机，就要回到存在中，并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处为其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
胡塞尔认为，欧洲人性的危机表现为科学危机。
在20世纪，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能源技术、交通工具、通信、理论物理、医学等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与技术呈现出一派生机，怎么能说科学出现了危机呢？
对此，胡塞尔认为，“所有这些学说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
[55]但是，也应看到，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科学，它不研究人的意义和价值，它失去了其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根基。
胡塞尔始终坚持意向性原则，即对象是与人相关的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在现象学基础上进行。
自然科学与其说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不如说发现的是人赋予意义的规律，自然科学应该首先成为一门人的科学。
而且，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生活世界，科学的理论的探索是欧洲人在生活世界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非实践性、理想性的特点，欧洲人认同并追求这种生活。
但应看到，所谓自然科学只研究“客观”
对象，而不研究人的意义与价值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根基的遮蔽。
如果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只是人的理性（理念化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人的意义与价值也理念化（科学化），而后者则更为基本和重要。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危机就是人性的危机，因为科学把人忘记了，把人生的意义忘记了。
胡塞尔认为，不研究人的意义将导致对人的意义的怀疑。
非理性主义倒是研究人的意义，但是它对理性却持批判态度，它要用意志、直觉等来取代理性。
在胡塞尔看来，“它的非理性难道归根到底不又是一种目光狭窄的、比以往的任何老的理性主义更糟糕的坏的理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吗？”
[56]其实应该看到，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或理性主义危机源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客观主义体现着伽利略以来把自然数学化的传统，主观主义源于始自笛卡儿的由思到在（存在物）的传统。
近代以来，客观主义只研究物（天体物、物理物、化学物、生物等），不研究人；主观主义只研究人的理智和精神，即使有关于自然物的阐释，也大多得不到客观主义者的认可。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野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长期对峙。
胡塞尔提到的危机正是这种分裂或分化的表现。
要克服主客对立，不是依靠一种更为彻底的主观主义，而是要用主客统一的、整体性的人学把支离破碎的诸学科整合起来。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前景。
在胡塞尔看来，真正的科学应是全面的、发挥人的理性的科学，“它们为真正是自己的、具有真理性的意义而拼搏，并因而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
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
[57]而要使哲学成为普遍的科学，一方面要保留住生活世界对于科学的基础地位，一方面要使现象学担负起传自希腊的、欧洲人的理性运动的使命，使这一目的和使命公开出来，让这一目的成为所有欧洲人的共识，而不让它在非理性主义无信念（无理念、无理想）的大火中被焚毁。
胡塞尔充满**地预言：“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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