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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
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因此更加尖锐、复杂，冲突更为激烈。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死人抓住活人！”
“死人抓住活人”
，实际上就是传统影响、制约现实。
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传统总是力图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注意批判继承传统，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
问题在于，在传统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糅合在一起的。
实际上，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关键是如何利用它。
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现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
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理性。
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由“人的依赖性”
过渡到“人的独立性”
。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得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并把人文理性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与对立。
现代性因此从内部爆裂了。
“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与其提供的机会一样重大”
。
“必须把现代化看作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
（布莱克语）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片面反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痛楚”
的批判，是“诊断出病症，却开错了药方”
。
问题还在于，现代化在历史上与“西化”
具有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糅合在一起的。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如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等矛盾，实际上都是传统与现代性矛盾的展开和表现，我们应以双重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在外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或文化的冲突，难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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