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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当代文化形态的建构。
但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中国当代文化形态既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推陈出新”
地自然形成，也不可能离开本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
。
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式的现代化”
又需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
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变革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要凭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
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
出路在于，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并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西方现代文化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当然，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
传统文化并非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
。
但是，这些“变体”
之间又保持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严等差、贵秩序”
为前提，以“存天理、灭人欲”
为修养目标的封建意识形态。
在当代中国，力图用这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实现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只能是天方夜谭。
任何一种学说，无论其生命力如何强大，也难免要与产生它的时代一起“终结”
。
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
（贝尔语）这一观点不无启迪。
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我们的先人们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生存困境”
。
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古老的“天人合一”
说发生了迷人的微笑。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以“存天理、灭人欲”
为内核的“天人合一”
说不可能解决当今的生态失衡问题，“重义轻利”
的价值观也不是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
以儒学为源头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痛楚”
“发展性危机”
。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仅仅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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