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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有一个人突出“重振现代性”
。
这个人就是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果断的拒绝态度。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西方，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使命尚未完成，生命尚未终结，一句话，现代性还没有完结，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他也承认，现代性也有负面效应。
由此，哈贝马斯的选择是，固守启蒙思想，纠正其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建立新的理性，“重振现代性”
。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
与利奥塔德等人的“重写现代性”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利奥塔德指出，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化本身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是谁首先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重写现代性的呢？是马克思。
马克思生活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即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第一个真正对现代化负面效应进行批判的思想家。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启动的，现代化的“游戏规则”
也是由资产阶级制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确具有历史重合性。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
所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化负面效应，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马克思，并对马克思倍加推崇。
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杰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
此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已经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
事隔四十年之后，杰姆逊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
这一时间跨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超前性。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资本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思，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必经的思想桥梁。
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人，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
贝尔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马克思虽然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
做了“准确预见”
。
贝尔用词很有分寸。
此后，西方思想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德里达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世纪之交的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两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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