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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桴鼓相应的，是市场体制的成熟和美术的世俗化。
19世纪末期，都市的成长、工商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所有这一切，都使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正统观念遭受质疑，人的世俗欲望和个体价值日益得到肯定，市场的契约关系逐渐替代宗法关系而成为艺术家个体价值的保障。
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美术的“言志”
“载道”
的超然追求，转向了现实生活、世俗风情和人生百态的叙事，并由此而获得现代属性。
总体而言，在清政府崩溃的前夕，中国美术以其教育制度的建立、市场体制的成熟、展览和社团的活跃，以及新美术观的萌生而构成了一个初步的新文化生态体系。
所谓的五四新美术，正孕育于其中。
三、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
从历史上看，具有绝对权威的文人画体系是不太可能接受外来艺术的观念与形式的。
这一点，在西画东渐的早期回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文人画家，还是士大夫集团乃至皇帝，都将西画视为“虽工亦匠”
的匠作。
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唐宋以来，文人画已围绕着“写意”
观而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结构。
晚清以降，身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人画终于在社会变革和西学启蒙的双重压力之下，开启了由古典迈向现代的历程，其中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痛苦探索与跋涉。
晚清美术70余年的历史中，产生了一系列可视作现代性指标的现象与事件。
至晚清末期，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轮廓已然清晰可见。
对于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美术而言，这是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巨变，当然，其变化的强度和性质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事件与现象后，才慢慢地呈现出来。
整体而言，这一缓慢的变革过程，可以用由雅入俗来加以描述。
换句话讲，晚清美术揖别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就是一个由超世到入世的过程。
如通常所识，宋元以后，以“澄怀观道”
“畅神”
等庄禅玄学为底蕴的文人画体系成为中国美术的主流，其荒寒萧索、玄远虚清的画面，隐喻性地传达出文人高蹈遁世的精神意象。
这一意象的表达与呈现，到了晚明时期，不再依托于山水等自然物象，而是寄寓于笔墨语言的修为中。
从这一时期开始，超越物象的笔墨形式体系，上升为文人画精神呈现的主要方式，其独立的美学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而被肯定。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现象，那么，可以用“审美现代性转向”
予以指称。
进入晚清时期，文人画所预设的“审美现代性”
路线遭到启蒙主义、西画体系和新兴市民趣味的改写，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现代性探索。
可以说，晚清美术7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启蒙主义与文人理想、西方科学写实主义与传统写意精神、文人雅正与市民趣味在相互砥砺中不断走向世俗的历史。
更为确切地讲，晚清所谓的现代性转向，即为传统美术体系在现实多重压力之下，通过调节、适应与改造而在世俗化层面上完成的自我重塑。
简括地讲，它有三个方面的指向。
首先，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术开始了脱神圣化的过程——从儒教的神圣性、庄禅玄学的形而上世界，返向现实社会；从贵族的精神世界返向平民的世俗生活。
其次，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以皇家、儒家伦理为本的理念，越来越让位于以个人为本的理念，人的世俗欲望与权利得到了空前的尊重与肯定。
最后，市场与新兴的市民阶层替代皇家与士大夫集团，成为美术生产的支配性力量，美术作品由此日益商品化。
从超验到现实，从清流到启蒙，从贵族到平民，这一世俗化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明以来的审美现代性路径，开启了新型现代性构想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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