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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启蒙主义思潮的有机部分，晚清美术一方面努力构建开启民智、呈现世俗生活的现实功能，由此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政治）现代性诉求；另一方面，又要在中西、古今交汇的坐标中，以传统的“自我优化”
和“中西会通”
两种方式来重构“审美现代性”
维度。
显而易见，在晚清时期由雅入俗的文化浪潮中，中国美术形成了社会（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高度合一的现代性模式。
这一模式，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模式。
晚明以来，在诸多塑造中国现代美术的力量中，西画的作用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艺术史家们普遍以为，传教士画家和外销画家的作用非常有限，并未影响到中国现代美术的历史进程。
然而，这种情形至晚清中后期，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西画所提供的视觉结构、科学观念和制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美术体格的塑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格局与走向。
因而，可以说，西画观念及实践方式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根源之一。
正如苏立文所说：“在回顾东西方美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某种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在重新塑造东西方这两大文明的艺术面貌。”
[56]那么，西画以什么样的理念与方法来塑造中国现代美术的面貌？答案是明确的：一是科学写实主义；二是新的美术形态及画种。
回顾起来，可以看到，虽然写实观念与技术在晚明时期即对士大夫集团及文人画家发生了影响，但它真正成为一种主导性力量，并落实于实践层面，则要到晚清的末期。
这一时期，在“中西会通”
的时代命题之下，写实主义不仅以科学启蒙之名义成为康有为等人的艺术主张，而且已成为新格调画派“中西融合”
的学理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洋画片”
“摄影”
“写实油画”
“新年画”
等方式，初步完成了对中国民众的视觉改造。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肯定：“科学写实主义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思想和美学范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方法论，又是中国现代美术的目的论。
所谓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学写实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科学写实主义以其救亡、启蒙和语言美学建构的成果，决定了中国现代美术主流谱系与基本格局的形成。”
[57]质而言之，从写意到写实的转换，清晰地标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向的历史轨迹。
西方各类美术形态、画种引进所导致的中国美术类型的扩容，构成了晚清美术的另一项现代性指标。
至晚在19世纪中下叶，西方的油画、水彩、版画、摄影、建筑等，已与中国的文人画、壁画、传统建筑等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格局与新版图。
事实上，这一格局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基本格局。
区别仅仅在于，在20世纪，西方各种美术形态经过漫长的在地性改造后，已被驯化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有机部分。
与精英美术日益世俗化遥相呼应的，是通俗美术的崛起。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其发生的前提是近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工商业体系的形成。
[58]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上海、广州等都市造就了以工商业为核心的新社会形态。
与此同时，实学思潮、进化论观念、民主化思想、科学思潮与新民观念的广泛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价值观，而都市的主体——新兴的市民阶层则成长为主流的文化消费群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类通俗美术形式如画报、连环画、漫画、广告、月份牌、插图等应运而生，可以说，它们同时拥有了社会基础、新价值观和消费群体。
从美学趣味上看，通俗美术是一个杂交式的新文化形态，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消费主体的混杂性——他们中既有城市的小市民、农民转化而来的工商业从业者、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外国移民，又有富商巨贾和知识精英。
其中，知识精英仍是话语的主导者——他们是通俗美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其商业运作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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