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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立足于形式化地理解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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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研究者必须通过使自己的研究焦点实现从“能动者”
向“社会行动者”
的转变、必须通过使自己的探索方向实现从“在自然界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
向“在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
的转变，来为今后的心灵哲学研究探索和开辟新的出路，这既不是基于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的种种困境和缺陷而做出的、肤浅的“非此即彼”
的选择，也不是像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所做的那样，出于一厢情愿的常识性情感感受而做出的缺乏学理依据的抉择，而是与此截然相反。
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是因为发展到今天的西方哲学，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便出现了“社会转向”
抑或“社会哲学转向”
，因而实际上一方面出现了宏观意义上的“大势所趋”
、为心灵哲学研究所必需的这种根本性转向奠定了基础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是因为，当代西方在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哲学研究层次上展开其探讨和研究的研究者们、特别是以A.许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已经从对主观意义的主体间际理解的角度切入，展开了对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现实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研究和论述，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眼界拓展得更宽一些，从而不再仅仅关注神经生理心理学、脑科学抑或计算机科学究竟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同时也应当把西方哲学研究的这种业已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向”
或者“社会哲学转向”
考虑在内，认真对待、探讨和研究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研究者们在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结论，使之能够为自己的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之举发挥有益的借鉴作用。
毋庸赘言，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这样的宏观形势，因而不可能借鉴这些从主体间际角度理解主观意义的研究及其各种结论，根本原因显然依然是他们从以“物理主义”
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出发，完全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了各种与心灵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研究的进展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之上了。
而这样一来，他们既根本没有看到这种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向”
或者“社会哲学转向”
，也根本不可能借鉴和卓有成效地吸收有关主观意义的主体间际理解的各种研究成果，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恰恰在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基本启发:
第一，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之所以一再彷徨、甚至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找不到能够使心灵哲学研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基本出路，就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形成这样的开阔眼界，也没有借鉴与这种宏观发展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应的各种研究成果;第二，正因为如此，只要在进行系统、全面、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充分重视、认识和借鉴这些有关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研究成果，我们便有可能找到真正恰当的研究方式、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在从主体间际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理解心灵所包含并具体表现出来的各种主观意义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对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心灵的确切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最终实现对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心灵进行的、既恰当又富有理论解释力的探讨和研究。
有鉴于此，本章主要试图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在当代西方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作为包括心灵哲学研究在内的所有各种学术研究之宏观背景的“社会哲学转向”
，尽可能概略和清晰地揭示出来，从而在进一步具体展示心灵哲学研究者们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偏执的同时，充分表明我们所强调的研究者必须进行的从关注“能动者”
到关注“社会行动者”
的根本转变、心灵哲学研究同样必须实现这种“社会哲学转向”
，是具有学术上的充分依据和合法性的;第二，以当代西方现象学社会学创始人A.许茨探讨和研究主观意义的主体间界理解的基本理论观点为个案[1]，尽可能系统和简要地表明许茨从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批判吸收包括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
和E.胡塞尔的现象学得出的各种相关研究成果，对包括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内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所进行的探讨、研究和论述，具体展示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研究对从形式角度理解主观意义的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这样的贡献对于心灵哲学研究来说所具有的学术建设性意义。
此外，到下一章，我们还希望在此基础上，通过强调必须进一步扬弃这种追求形式化、静态化的研究视角，真正引进现实社会个体实际上所具有的、不断动态生成的基本视角，把这种视角对心灵哲学通过认识和理解主观意义而研究心灵的方式进一步揭示出来。
第一节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哲学转向与社会哲学的主观意义研究
概而言之，自从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在一部分人继续进行其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的基本研究的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哲学家“改弦更张”
，因而表现出了与以往有着显著不同的新的学术发展态势。
这种新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是西方传统的知性主义研究，开始由原来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逐渐开始转向语言研究，亦即出现了所谓“语言转向”
抑或“语言哲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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