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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现实的社会行动者及其心灵表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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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就扬弃“无限追索倾向”
而言:
作为一种在包括心灵哲学研究在内的西方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之中都有所体现的基本倾向，“无限追索”
不仅以上述机械“唯物主义”
基本立场、“预成论”
倾向、“平面化”
倾向和“形式化”
倾向为学术基础和理论前提，而且，在所有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它也同样发挥着特别重要但却往往不为人们注意的重要作用。
简言之，这种倾向就是绝大多数西方哲学研究者实际上所具有的、立足于现状而竭力追索其终极性根源和相应的绝对真理的基本倾向[10]。
概略说来，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在面对其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往往并不是以尽可能彻底的批判反思为基础来严格限定被研究对象的实际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来龙去脉，而是始终试图不受任何限制地去追索所谓“隐藏”
在被研究对象背后的终极性根源、依据，以便其能够形成相应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绝对真理”
。
毋庸赘言，不论笛卡尔还是当代西方的许多心灵哲学家，实际上在其具体展开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基本倾向。
在我看来，无论是所谓追寻各种心灵现象的“分子水平上”
的依据、努力实现“在自然界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
，还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所谓“意向内容的自然化”
，显然无不贯穿着这种倾向。
而且，一般说来，由这种情形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
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彻底地批判扬弃这种基本倾向呢?
在我看来，这种基本倾向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实质上是上述机械“唯物主义”
基本立场、“预成论”
倾向、“平面化”
倾向和“形式化”
倾向的直接后果。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正是上述这些方面为它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也是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所有这些方面都和这种基本倾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研究者出于对主观性的恐惧而竭力追求绝对的可靠性的、完全主观的一厢情愿。
实际上，正因为如此，包括心灵哲学家们在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们，才会不顾及被研究对象的实际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要么以自己主观假定的定义或者标准来考察和裁定被研究对象究竟“应当”
是如何，要么仅仅立足于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某种层次之上得出的有效结论而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直线性推理。
因而不仅对这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限度视而不见抑或茫然无知，而且还会因此而进一步进行随意跨越这种有效性限度的“非法还原”
（illegalredu）或者“非法推论”
（illegaldedu），从而得出表面上合乎逻辑、实质上却毫无意义甚至非常荒谬的结论。
所以，心灵哲学家若想实现其研究视角的上述根本性变革，就必须充分认识和彻底地批判扬弃这种基本倾向。
第六，就扬弃“个体—社会二元对立倾向”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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