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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一个多月，即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
会上大多数人一致批判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的报刊上鼓吹一种泛爱伤感的共产主义，指出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消极无为，脱离阶级斗争。
克利盖主张以抽象的爱为基础，每人分一块土地，以便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爱”
的乐园，从而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其实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会上只有魏特林起而为克利盖辩护，并且在通过反克利盖通告时只有他单独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这种顽固态度使他彻底陷于孤立，终于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决裂了。
他还企图在瑞士独自组织一个以他为首的共产党，结果到处碰壁，一事无成。
①随后他就气急败坏地离开布鲁塞尔，年底只身迁到美国，与克利盖合伙办刊物去了。
魏特林作为工人理论家对于早期的德国工人是起过启蒙作用的。
正如马克思于1844年在评论魏特林的成就时形象地说：“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①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
②可是当无产阶级进入青壮年成熟时期之时，就要丢弃童鞋，改换新靴了。
1846年5月中旬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把反克利盖的通告分发各地，并建议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在伦敦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在5月底建立起来了，并且立即与布鲁塞尔建立联系，表示完全赞同与魏特林决裂，但不同意马克思在他所写的反克利盖通告中的尖锐语句。
1846年6月22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给伦敦的复信中要求对“真正社会主义”
“感伤共产主义”
进行坚决批驳，并建议讨论召开全体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方案。
如上所述，同年7月17日，伦敦委员会回信提议以伦敦作为准备举行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址。
这里还要穿插讲一点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本来马克思于1846年5月5日与恩格斯、日果三人联名写信给巴黎的蒲鲁东，约请这位排字工人出身的工人理论家做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信人，信中诚恳地说：“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
，还说您寄来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
③。
可是蒲鲁东妄自尊大，在回信中表示要以与马克思争论不休作为参加通信的先决条件，并且坚持他反对革命、坚持改良、“宁肯慢慢消灭私有制”
的无政府改良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样，他就把自己孤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
同年8月，恩格斯只好亲自移居巴黎，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批判了蒲鲁东主义鼓吹的通过办工人合作社来战胜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同时建立了巴黎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都自认为出身好，成分好，理论高明，拒谏饰非，所以始终未能接受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科学理论。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方面取得了反蒲鲁东无政府改良社会主义、反魏特林基督教平等共产主义、反克利盖泛爱感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从而在思想上对共产主义取得较为一致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又先后在德、法、英、瑞士、瑞典等国的十个城市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发展了组织成员。
这样就为建党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四、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成就
时值1846年年底，正义者同盟决定近期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组。
1847年1月间伦敦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派其委员约瑟夫·莫尔（1812—1849）为代表到布鲁塞尔商谈改组同盟之事。
他当面听到马克思对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做出准确回答之后，恳切邀请马克思，随后又到巴黎邀请恩格斯，连同他们的团体一起加入正义者联盟，并领导改组同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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