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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还嘲笑德国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根本拿不出一本著作能够与魏特林的天才著作相媲美。
他还赞扬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是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
①。
恩格斯于1843年10—11月发表在英国《新道德世界》上的文章也说：魏特林“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人”
，在瑞士“魏特林被看做共产党的领导者”
②。
恩格斯后来还说过：“魏特林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并且刊印成著作的东西。”
③但是，对于魏特林主义中种种错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进行针锋相对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自1844年夏天起与魏特林就有交往，对他多次提出不同看法。
然而魏特林这个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他以工人理论家和救世主自居，自以为出身好、阅历深，比马克思年长十岁，比恩格斯年长十二岁，内心深处轻视知识分子，视他们为资产阶级出身的脱离工人运动实际的学究型的“精神贵族”
，听不进他们中肯的批评意见。
1846年年初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后，多次举行理论研讨会，马克思、恩格斯时常邀请魏特林参加。
在1846年3月30日这一次研讨会上讨论工人运动领袖们如何共同行动和如何开展共产主义宣传问题，魏特林大言不惭地坚持要首先出版他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和多位委员都不同意这样做，并且批评了魏特林的手工业者平均共产主义和否认政治斗争的密谋宗派策略。
他置若罔闻，拒不接受。
俄国自由派作家帕·瓦·安年科夫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
他于1880年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中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会议上争论的实况。
马克思在会上诚心请魏特林讲一讲他根据什么来证明他的活动是正确的?又根据什么来确定他将来的活动?安年科夫这样说：“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话语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①，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
……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
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多。
魏特林冷嘲热讽式的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他又不给他们以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
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
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
……马克思继续阐述他的思想。
他说，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如果没有进步的理论，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事实也是如此，至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魏特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帮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的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
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
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
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
我很快就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我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都使我万分惊讶。”
①我在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引安年科夫的回忆录，是想和读者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身聆听、观察1846年3月30日晚上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的那一场精彩的研讨会，亲身看到魏特林这位工人理论家被马克思批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这种尴尬的狼狈相足见这个工人理论家的理论贫乏和冥顽不化。
当时马克思刚满28岁，不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未能坚持冷静耐心，以理服人，以至猛拍桌子，并且当面斥责魏特林“无知”
，结果使得会议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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