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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杜马是由第一届杜马解散时新任命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主持选举并掌控的，所以又称为斯托雷平杜马。
孟什维克一如既往，继续主张积极参加杜马选举，并且还要与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布尔什维克本来还要继续抵制杜马选举，随后考虑到这时革命形势显然已经从**转入低潮，所以就决定改变策略，不再进行抵制而要积极参加选举，以便利用杜马这个合法讲坛来联系广大群众，揭露沙皇政府，批评立宪民主党人，争取工农权益。
列宁于1922年2月底写成的《政论家札记》中回忆往事时曾经提道：从1903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历史证明了“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①。
列宁到晚年还勇于承认孟什维克有时是正确的，而布尔什维克在与孟什维克争斗中也犯过错误，这是很难得的。
第二届杜马选举出518名代表，其中，社会民主党代表增加三倍半以上，由18名增为65名，社会革命党37名，另有代表农民的劳动派104名。
代表工农利益的这三个革命党派席位的增加，顿使沙皇政府惶惶不安。
第二届杜马在2月29日召开后，革命派强烈要求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更使沙皇政府惊恐不已，它又在准备解散第二届杜马。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由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在对待杜马和立宪民主党等问题上都有所不同，不能在杜马中提出统一的对策。
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社会民主党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来统一思想。
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又在伦敦举行，这时党员数量已从1905年的8400人增加到46000人①（尽管在1905—1907年革命中还牺牲许多人）。
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都到会。
出席代表334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5名，孟什维克代表97名，其余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党代表。
由于布尔什维克代表略占多数，又争取到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党代表的支持，所以大会通过的决议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
布尔什维克首先在大会上对一年来孟什维克掌控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中央委员会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即党的四大——引者注）的决议”
，“本届中央委员会在它一年的工作中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代表党内多数的意志。”
②布尔什维克敢于全面否定党中央的工作是基于这样重要事实：中央在杜马选举和杜马工作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妥协；中央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和争取杜马为政权机关等的口号，对杜马抱有幻想；中央不支持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而代之以由地主出让土地的主张，等等。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对中央委员会的指责。
在党代表大会上敢于否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这是党内民主充分的表现。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
经过讨论和争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不能把杜马当作实现工农要求的工具；必须同专制制度进行公开斗争才能把政权转归人民手中；党还必须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公开斗争，以防止其出卖人民利益；党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政党要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要打击反动的保皇党，要争取联合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党要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反对孟什维克的工会中立论，因为西欧发达国家工会先于工人政党成立，所以常有工会中立现象，而俄国工会大多是在党建立之后出现，因此更要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5名，孟什维克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2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1名。
中央委员会构成的复杂情况，预示着党内斗争还会激化。
五大闭会后两周，即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又明令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被控犯有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叛国罪，均被逮捕。
沙皇政府策划的“六三”
政变标志着俄国1905—1907年的第一次民主革命最终失败。
布尔什维克进入了革命低潮的艰苦奋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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