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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管理体制方面则主要是要求削弱和废止战后初期建立的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制度，加强国家对教育的专制。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顽强反映。
（一）“爱国心教育”
思想的兴起
以加强“爱国心教育”
为旗号的暗中复旧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开始显露了。
1950年，当时的天野文部大臣就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议各校在庆祝活动中挂“太阳旗”
、唱“君之代”
，此后又提出设置以培养“爱国心”
和“防卫意识”
为目的的“特设新修身课程”
；他还提议起草《国民实践要领》这种类似《教育敕语》之类的文件，设想把天皇作为道德中心，建立国民精神教育的基础。
1952年9月，首相吉田茂明确声称：“应当从物心两个方面巩固再军备的基础。
所以在精神的教育方面，必须由传授日本历史为万国之冠、日本国土为世上最美等等地理和历史的教育，来养成作为军备根底的爱国心。”
11月他又在第15次特别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说：“国民知道爱国心为何物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爱国心的军队，才真正是值得担心的军队。”
[12]1953年，文部大臣冈野清豪则称颂“《教育敕语》包含了千古之真理”
[13]，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日本地理、历史、柔道、剑术的教育，建立以培养“公共心”
“爱国心”
为目的的道德教育。
可见，这种培养“爱国心”
的思想是当时日本当权者的重要教育指导思想，它把沙文主义性质的“爱国心教育”
具体定位在服务于重整军备的目标之上，其实质是要继续发扬尊皇思想，是国家主义在思想教育方面加强控制的反映。
与保守的“爱国心教育”
思想相对应的，是“冷战”
背景下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当权者，以维护“教育的政治中立”
为借口，主张严格限制学校教职员的政治行为。
这一主张，战后最早表现在1948年修订的《国家公务员法》和1949年确定的关于“政治行为”
的人事院规则等文件中，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出现了从中小学教师中清除大批“信仰共产主义”
者的“清共运动”
；自1953年起，又以“教育中立”
“教育正常化”
、反对“偏向教育”
等为借口，限制教师中进步的思想和社会行为；1954年6月还通过了修改的《确保义务教育学校保持政治上中立的临时措施法》和修改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进一步大幅度地限制教员的政治活动；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出现了以“教育正常化”
为借口的强迫教师脱离教育工会组织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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