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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就只剩下“由国家掌握教育的兴办权和管理权，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培养良好国家公民的教育”
这一点了。
随着19世纪后期国家主义、尊皇主义的越演越烈，“国民教育”
也演变成《教育敕语》指导下的“臣民教育”
；进入20世纪以后又进而变成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人民的各种教育权利被剥夺殆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国主义教育被彻底否定，基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制度建立起来，日本教育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国民教育”
一词也几乎停止了使用。
但是，此次改革是以外来力量的急促运作为主，国家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
思想未能受到认真的分析批判；加之20世纪50年代初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利用教育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服务，因此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又为当局所重视，并且在他们的教育政策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对战后初期确立的教育民主化原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为了维护《教育基本法》为标志的战后教育改革成果，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民间组织和人士大胆地站出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在“为了国民、依据于国民、作为国民的权利”
的意义上开始使用“国民教育”
一词。
1955年8月，《思想》杂志编辑出版“国民教育”
专刊，就是以这种新的意义开始使用“国民教育”
一词的标志，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的“国民教育”
思潮兴起的标志。
“国民教育”
思潮的主要观点是坚持《教育基本法》的精神，即坚持教育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民的教育权，坚持国民是教育的主体，反对国家对教育的越来越多的统制。
同时还主张和平教育，坚持民族独立，反对依附美国，反对战争。
例如，1960年7月，日本教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确立民主教育的方针》就曾指出：“不实现人类的誓愿——和平，不实现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确立国民教育。”
[18]清水几太郎在《思想》杂志刊登的《关于国民教育》一文则认为，“为了使国民教育在真实意义上达到新的自觉的阶段，就应当以对日本新宪法的学习、实践和拥护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依据”
，为此，他提出了国民教育的3个要件：第一，“国民教育必须依据于普遍的价值乃至理想来加以贯彻”
，这里的“普遍的价值”
就是体现于宪法中的自由、平等与和平的理念。
第二，“国民教育必须保持‘国民性的扩展’或‘国民性的规模’，也就是说必须与国民生活的现实有着全面性的联系”
。
“日本的教育不单单是国家教育。
为了作为真正的国民教育发展之，教育者们必须在对宪法的学习、实践和拥护中论证并实行‘教育从国家独立出来’的理念。”
第三，“国民教育必须保持对外的主体性”
[19]，这就是必须以国民为主体，抵制来自美国方面和日本政府方面的军备要求等。
这一时期关于“国民教育”
的专门著作还有矢川德光的《国民教育学》（明治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57年初版）和1958年上原专禄的《立于历史意识之上的教育》（国土社1958年初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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