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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指代，而教育预测又是从教育规划发展而来。
“教育未来学”
被认为是运用未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发展趋势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未来学研究从理论转向应用而被引入教育研究。
它通过探讨未来教育活动的发展前景，为教育事业的规划、计划、管理、发展战略决策和其他决策服务。
一些国际性的未来研究组织对教育未来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美国1960年成立的“世界未来学会”
专门分设了教育分会；由25个国家各领域的学者专家组成的全球未来问题的国际学术性机构——罗马俱乐部，将未来教育作为重要的探索领域之一，其研究报告《学无止境》是颇具国际影响的未来教育学专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十分重视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协调组织工作，1978年第20届大会上批准了题为“教育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
活动计划，以加强各会员国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
1981年至1983年的三年计划以“促进关于教育未来的思考和研究”
作为一项重要专题，组织了多次国际会议。
“教育规划”
作为术语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作为做出决策和组织实施的实用方法在其他国家广为应用[12]，对其研究也逐步拓展深入。
“教育规划”
从长远的观点看待教育的发展、制定目标、安排优先解决的问题，谋求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协调一致，既是工具性学科，又属综合性学科。
教育规划领域研究的展开是在战后西方义务教育延长，入学人数猛增及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而使教育经费急剧上升的背景下，教育决策者统筹安排教育发展的结果，它最初与经济发展规划中对人力的需求规划相关，是经济规划的一个部分。
自1961年法国成立第一个规划组织机构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3年以自身为中心成立了“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出版了大量文献、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教育规划的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教育规划已形成一套规划方法和技术。
20世纪70年代教育规划的研究更多地强**育规划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
技术上，各种数学模型、预测和制订计划的工具得以扩充和完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规划的经济目标进一步转向文化和社会目标，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如教育经费、教育结构、过度教育、公平问题、改革问题都被纳入教育规划的研究领域，教育规划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
教育预测起初属于教育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随现代预测学的形成和各种预测活动的广泛开展，理论逐渐丰富，形成了一个既与教育规划学、教育未来学相互联系，又独具特色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域，作为一分支学科现正处于开创发展阶段。
“教育政策学”
是西方政策科学走向成熟、教育理论走向应用化的结果。
从历史背景看，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使西方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大大增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继而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向社会生活全面渗透。
国家地位、决策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国家决策的范围也由过去单纯的军事、经济方面，转向相互联系、相互牵制的社会众多领域。
由于教育在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战略地位，使教育政策的研究受到国家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理论界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了教育政策的研究工作。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研究所中，教育政策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美国俄勒冈州更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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