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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主要通过大学和某些教育系统传播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以便为生产、专利权、刺激市场需求、分拣和控制劳动配置而创造新的手段。
再如，学校把关于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等当成一种“精密的过滤器”
，根据等级制就业市场可能提供的职位对学生进行分拣。
大部分学生被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或蓝领工作，少数人去从事脑力劳动或白领工作。
这实际上是通过学校课程和课堂社会关系的影响，以保证用从事不同工作所必需的文化、知识、技能装备不同阶级、阶层的学生。
而且，国家通过颁发或认可各级各类学历证书，使学校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合法化，使“英才教育”
和“专家治国论”
的教育倾向合理化。
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干预和控制还明显地表现在：国家通过立法来确定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政府通过对教育研究计划提供各种规模的资助来控制教育发展的方向，通过新设专业和课程的投资、制订国家考试计划和组织教师培训以控制教学，强调以资格为基础的教育系统管理学。
但是，阿普尔也指出，由于文化教育和经济、政治既存在相互适应又存在矛盾，因此，学校也可能对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产生一种抵制的因素。
教育工作者如何抵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对学校教育的干预和控制，削弱学校教育的“国家再生产”
功能呢？阿普尔认为，首先是教师和学生要善于利用学校和国家的干预与抵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教育与经济、政治之间的矛盾，还要扩大这种“抵制”
活动的范围。
比如，教师可以尽可能地开展各种共同的活动，发表讲演，举行研讨会，出版报纸，进行艺术表演等；还可以提出能吸引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方案，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建立联合等。
不过，阿普尔本人对这些活动也不持乐观态度。
他一方面宣称抵制和改革是“可能的”
，但又认为这是“不容易的”
！
阿普尔之所以最后陷入悲观主义，是由于他只注重考察国家干预和控制教育，而不够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干预和控制在具体的学校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可能引起的冲突。
而且，阿普尔的这种“国家再生产”
教育理论，和前述“文化再生产”
教育理论相似，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但却未充分地看到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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