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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观点，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在能够有效地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生产、文化和教育等，去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
由于这些领导权的行使同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因此争取知识分子的进步和革命转变，对工人阶级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革命运动需要发展“直接从群众中”
产生出来，并“仍同群众相接触”
的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
应该指出，葛兰西的严重错误不仅在于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是他把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指望完全寄托于知识分子身上，力图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有很大影响。
有些“新马克思主义”
者正是依据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dApple）。
他在其《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中文化与经济的再生》等著作中基本上沿着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论述了“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
阿普尔不赞同鲍尔斯和金蒂斯将教育与经济生活相对应。
他认为，学校教育绝不只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它与国家、文化都有密切联系，有时它们之间还存在冲突。
如果只看到学校教育在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就将忽略学校生活的复杂性，忽略存在于学校中的矛盾和冲突，忽略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阿普尔强调指出，学校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影响，对国家的再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
若从更根本的角度上看，经济、国家和文化都既是阶级矛盾的场所，又是阶级协调的部门，而学校则是不同的阶级在更广泛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相互斗争和调整的舞台。
国家是怎样干预和控制学校教育，并发挥学校教育对“国家再生产”
的功能呢？
在阿普尔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法人阶级（资本占有者和上层管理人员）为了取得经济利益，需要其他阶级的辅助，为此，他们便竭力使自己的文化（包括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其他阶级接受这种文化。
阿普尔根据葛兰西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
的思想，称这种文化为一种“霸权（hegemony）”
，即一种控制方式，其核心是一种由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
。
学校就是传播这种文化的主要场所。
例如，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编辑出版和推销包装好的教材，这种教材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案、考试，甚至师生活动都进行了规定，以强化对教师教学的控制。
教师则根据这种教材宣传科学至上，鼓励个人竞争和个人占有，宣扬所谓高质量的生活和消费等，以构成学生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形成“根源于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思维范畴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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