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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学校通过文化传递而对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
和“文化再生产”
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
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职能。
但是,布狄厄过分地着眼于学校教育及其文化传递的相对自主性,而未充分地看到它们在根本上与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
同时,他也过分地把学校视为只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静态机构,而未充分地看到在学校教育过程内部也存在冲突、抵制和斗争的复杂关系。
正如吉鲁克斯所指出的,布狄厄不懂得“文化既是一种结构(strug)过程,也是一种改造(transf)过程”
。
[30]因而这种“文化再生产”
理论也未能真正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现实。
三、“国家再生产”
教育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有些“新马克思主义”
者强调,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揭示国家干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国家再生产”
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国家再生产”
教育理论。
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国家学说。
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政权的特征已发生很大变化。
国家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政治社会,二是市民社会。
前者指政府行政管理、法和其他强制性国家机构;后者指某些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区、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因此,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的意义上看,国家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用来不仅辩护和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的积极同意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整个复合体”
。
[31]也就是说,广义的“国家”
,不仅是指严格的强制性管理机器,也指“市民社会”
所提供的工会、商会、文化、教育等机构。
在葛兰西看来,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权”
是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
统治阶级在掌握强制性的镇压机器的同时,也把操纵、控制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制度、宣传媒介、文化市场等引导低下层阶级接受他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所以,这方面的“‘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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