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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号暴力”
与统治阶级文化的再生产
布狄厄认为，语言作为负载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本来是人们用来交流的一种工具，是为人服务的。
但当它一旦自成一统时，它所拥有的符号对人却具有了一种“暴力作用”
，即强制性的功能。
学校教育正是经由具有“暴力作用”
的语言这一中介将统治阶级文化传递给所有学生，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统治阶级文化的“洗礼”
。
在学校虽然存在各种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视同仁”
地对待各种意识形态，而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
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专断性（culturalarbitraries）”
学校教育中的这种“文化专断性”
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文化的变种。
当学校在教育学生时，也就在将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
灌输给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儿童，贬低、排斥和削弱其他阶层或集团的文化对儿童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知识、思想和情感等方面。
学校教育的这种微妙作用，不仅保证了统治阶级文化的再生产，并形成了一种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关于现存社会的界说，从而维护了其阶级控制和统治。
学校这种蓄意对低下阶层的儿童施加统治阶级的文化“洗礼”
和“文化专断”
，以达到统治阶级文化再生产的教育方式，布狄厄称其为“符号暴力（symbolice）”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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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中的这种“符号暴力”
行为是怎样进行的呢？布狄厄认为，这主要是通过课程的组织和安排。
学校里设置哪些课程，以及这些课程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的选择，都要体现所谓“霸权课程（hegemoniccurriculum）”
的要求。
布狄厄以法国高等学校教育为例，指出学校的这种“霸权课程”
一方面强调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则贬低和削弱其他类型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或集团有关的知识。
比如，将课程知识分为高地位知识和低地位知识。
实践性学科知识，如工艺、烹饪技艺等都被视为低等的或次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专门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子弟学习；而那些被视为高地位的理论知识课程如西方史、自然科学等，则体现了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文化资本”
，专门提供给经由高等教育而进身于专业职位的人。
当然，被压迫的低下层阶级的气质、习性和态度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征，也会通过这些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学校中来，从而使学校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某些差异，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学校的“文化专断”
和“符号暴力”
行为。
布狄厄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看成一支相对自主的文化力量，并从所谓“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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