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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保教思想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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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为什么支持传教和保教，梁启超本人做过许多解释。
如在1897年写给严复的信中，他解释之所以宣传孔教，目的在于固结人心、统一士人思想，“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
，从而达到“人易信而事易成”
。
③1899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启超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思想的目的，声称：“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
此天下之公言也。
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
……故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④就此来说，梁启超宣传保教目的是要为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当时支持保教除了政治动机之外，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
具体言之，有以下三个动机。
第一，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与冲击。
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
①。
他在宣传保教主张时，就对西方基督教之兴盛与儒教之式微深感忧虑，强调“彼教之挟国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
②，认为“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
③。
在为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做的辩解中，梁启超更坦言并非要与考据家争一日之长短，而是因为“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机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榖必茂，**涤雾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
④。
正是出于对基督教侵入的抵制，梁启超虽然宣传汲取西方文化，但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评价则甚低，多有贬词，认为西学与西方宗教无关，指出“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其所据，亦由前此于中国书，未经读有心得也。
亡友陈君通父著有《耶稣教平说》一书，未
成而卒。
其第四篇曰泰西政事原于罗马与耶稣无关考。
其第五篇曰泰西艺学原于希腊与耶稣无关考，可谓持平之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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