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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启超与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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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虽然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一段距离,有些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很难据此就说梁启超是一个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动分子。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梁启超并无恶意。
欧洲游学期间,梁启超不但对欧美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多有肯定的评论。
如他根据对战后欧洲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②。
并认为社会革命对欧洲国家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或许能开辟新的前途。
他说:“劳工问题,我想不出数年,这个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
③而难能可贵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百般谩骂诋毁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梁启超却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
,认为不管将来苏维埃政权的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
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
①。
由此,梁启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也十分崇敬,称“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②。
把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看作是一种“伪装”
,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折服的。
其次,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梁启超也并非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
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上,梁启超所持的态度即是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
,至于实行方法,以及采用的程度,则要根据各国国情而定,“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
。
③这就是说,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是赞成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始终也是有条件的。
1921年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梁启超尽管坚持目前中国应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委诸国内的资本家,但同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
④1927年,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再次表示:“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
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
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⑤
从梁启超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来看,他否定中国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中国社会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区分,这一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当时已出现了一支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本人后来反对工农运动,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使中产阶级不能生存。
这也就是说,他承认中国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
因此,梁启超以中国未经工业革命,产业不发达,在新式企业里劳动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理由,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国四万万人民与外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以与外国资本家竞争,因而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应对本国资本家实行保护,“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
,指出若实行社会主义,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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