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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他的这一认识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执行的一项政策。
对此，毛泽东曾做过多次论述，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②他还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③因此，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保护发展民族资本，就更不能说是反动的。
此外，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前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宣称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必然导致腐败，“为蠹国之徒资利用”
，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
①。
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也不是毫无道理和事实根据的。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政治民主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但在革命年代，这个问题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不能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予以认真的总结。
事实上，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正是在不断地探讨和争论中深化的。
再者，细加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对工农运动也不是一概敌视的。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工人运动，他始终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认为“欧美社会截然分为有产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是天天在工场商场做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拥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救济失业起而斗争，所以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
。
梁启超称五一国际劳动日的意义就在于“代表无产阶级——即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和那些剥夺他们利益的阶级斗争”
②。
对于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当时虽持敌视态度，但主要是抱怨它破坏社会生产力。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的区别；所谓工农运动，实则多是一些无业的流氓无产者，社会恶劣分子；他们的活动不但使中产阶级不能生存，而且也使真正的工人、农民失业，从而破坏生产力。
此外，当时新闻界对工农运动所做的各种歪曲报道，如说某地因工农运动饿死多少人，某地农民运动拿地主家属进行**游行等，也加深了梁启超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误解。
③对工人、农民本身，梁启超并无特别的阶级偏见，在发表的文章中，他公开称工人、农民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讽刺那些不劳而获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太太、奶奶和小姐们，自以为高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下贱的人，是一群“全靠人养活”
的“骗子”
和“强盗”
。
①因此，对于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封建军阀，梁启超始终持拥护态度。
1927年年初，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到国内形势时表示：“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
②在另一封信中，梁启超也提到“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
③。
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主要是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与当时反共的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有本质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上，梁启超既反对社会主义，又不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的态度如同他在文化上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之长一样，在政治上他试图在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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