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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凭借武力上的优势，宣泄长久以来受到歧视的仇恨，疯狂地毁灭城邑、委弃典籍与杀戮士民，对汉文化进行摧残。
但是随着政权的建立，为巩固统治，提高本民族素质及消弭广大汉人的对立情绪，他们陆续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
从十六国时起，胡族统治者对占领区的汉族上层人物改行笼络的方针。
他们招徕留居在北方的士人，待之以礼，如羯人石勒为这些“衣冠人物”
特设了“君子营”
，然后量才使用。
以后前秦、前燕等政权中都聚集着大量的汉族士大夫。
进入中原最晚、相对落后的拓跋鲜卑人，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将士人领袖崔宏委以重任。
这些汉族士人按照魏晋制度，对胡族政权进行改造和重构。
经过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纳，各胡族政权纷纷改易胡法、胡汉分治为汉法。
治国方针的变化，加速了它们汉化和封建化的进程。
有的统治者还主动对本民族实行全盘汉化政策，如北魏孝文帝禁断鲜卑话、胡服编发左衽，以及改汉姓、定士族，等等。
当然，这种政策也并非在各朝各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如东魏、北齐曾出现过一股反汉化的逆流，只不过为时甚短而已。
同东晋南朝不同，十六国北朝统治者对汉族主导文化的选择是儒学而不是玄学。
永嘉之乱后，盛行于京洛地区的玄学随南渡名士转移到南方，保留在河北、河西地区的主流文化是以郑玄为宗的儒学，而玄风几成绝响。
因此在北方给胡人影响最大的先进文化首推儒学。
再者，玄学过于深奥玄虚，胡人不易领会，而儒学中的安邦治国思想及纲常伦理大义，既好把握精神实质，又适合建立政权需要，故受到他们的推崇。
同时，北方士人也希冀通过儒学“以夏变夷”
，施展才干，以求发展，维护家族的政治、经济的根本利益。
正因为双重因素的作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学在北方呈现出复兴的景象。
在多数割据政权那里，以儒学为核心的太学纷纷设立。
一些硕儒还广招门徒，受业者多至万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在辽西、邺城、长安、洛阳、河西等地，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中心。
北魏统一北方后，这些文化以支流的形式先后汇聚到平城和洛阳，为以后儒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条件。
胡族统治者在崇尚儒学的同时，也杂用佛、道。
与重实粗犷的社会风气相一致，那些以修福事功又简便易行为特征的禅宗、律学和净土等佛教宗派在北方大为流行；由寇谦之改造后的新天师道，也是因为尊君和重视外在的宗教形式，而被北魏太武帝一度奉为国教，并亲受符箓。
北方佛教势力因统治者的提倡，曾经达到了与南方毫无二致的程度。
但是当它的过度膨胀对政权构成威胁时，北方统治者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措施。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灭佛事件，其中两次是在北朝。
这样的魄力是南方王朝统治者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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