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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个文化更新的时代第一节 个体意识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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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史上，个体意识初次觉醒是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人们从神的绝对控制之下逐渐挣脱出来，首次产生“人本”
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个体意识重新觉醒的时代。
其特点是：从神道复归人道，从只能仰视社会到又可俯视人的自身。
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士人阶层，在政治上淡化了对君权的依赖，在思想上摒弃了纲常礼教的束缚，再次确立了人是万物之本的认识。
个体意识重新觉醒，主要表现在追求独立人格和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方面。
先秦时期，士人追求的人生目标，是“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绝不会屈从君主的政治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们在处理民、社稷和君三者关系时，往往将民摆在首位，君的位置最轻。
他们力求与君主保持平等的关系，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的人格独立精神。
但是当大一统的政局建立后，在专制君主的摧残和利诱下，士人的尊严无法保持，日益臣仆化。
士人作茧自缚，吞下自己为论证君主专制而编造出来的思想苦果。
在汉儒的理论体系中，以宗法和君统为核心的社会牢固地禁锢着人性，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宗族与君王的利益。
“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
[2]，万民只能匍匐在君王和神的脚下，唯命是从。
两汉的名教之治，把士人或驯化成规行矩步的迂腐之辈，或培育成蝇营狗苟的利禄之徒。
东汉后期，在与外戚、宦官的抗争中，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逐渐觉醒[3]。
他们交游结党，抗愤横议，“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
。
但是这种觉醒是有限度的，仍然是把汉儒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作为出发点，丝毫未触及皇权和神权。
即使这样，专制君主仍不能容忍他们的行为，用屠身灭族的极端方式践踏他们的生命。
群体意识的觉醒，并未使士人达到先秦士人理想人格的水平。
然而，这毕竟是通向个体觉醒的过渡形态，而且血腥屠杀又使士人看清了牺牲的无谓和生命的可贵，从而开始真正觉醒，终于加速了这一过渡进程。
当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后，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明朗化了。
其次，士人的觉醒表现在重视生命价值的认识与行动方面。
东汉后期，在君权与神权重压的缝隙间，个别士人虽然发出了“生贵于天下”
（马融语）的呼喊，但是声音相当微弱；《古诗十九首》流露出来的人生如寄的伤感情绪，也并未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条件的变化，士人对个体真实存在的体认越来越强烈，到魏晋南北朝已成为清醒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
这一时期，对生死、时空的不解和无奈几乎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对生命意识萌发的伤感情绪，弥漫了整个社会，显示了人的觉醒层面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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