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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名士孙盛认为王弼注《易》而未及《易》之精华，徒以穿凿附会、浮辞溢目而取胜。
葛洪指责竹林七贤曲解老庄，那些放诞之举有悖华夏文明。
戴逵认为阮籍、嵇康等人迫于环境而放达，尚情有可原，西晋名士的放达则纯粹是纵欲任恣而已，败坏世风。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调和儒道、儒玄双修的玄学家。
其著名者有王坦之、李充。
王坦之崇老黜庄，认为庄子其言诡谲，其义诙诞，害多利少，**越礼成为时俗，原因就在于庄学盛行。
而老子和孔子的宗旨相同，孔子、颜回以礼义教人，符合老子“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
的天道圣德，孔、颜实在是精通玄学。
因此，名教与自然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李充认为儒学为末，老庄为本，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老子反对礼教，是为了匡救礼教之弊，因此老庄与儒教其实是殊途同归，并无本质的差异。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至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历史时空的变化，玄学最终并没有和儒学相结合，而是与外来的佛学相互渗透、合流了。
佛理进入玄学，成为东晋玄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对此，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详述。
东晋玄学的盛况还表现在玄学之士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流行于整个社会。
东晋之后，玄学渐成余波。
尽管还有理论上的纷争，但名教与自然这一玄学的核心问题已得到解决，儒玄并综，礼玄双修已成为基本一致的结论。
不少玄学之士深通儒家的礼仪制度，一些儒家学者也兼注老、庄、易三玄。
玄学末流则通过放达隐逸之风表现出来，遂最终导致了玄学的消亡。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玄学义理的问难辨析，冲破了两汉以来儒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而且孕育了一大批富有个性，才情并重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学派纷呈局面的出现，与玄学的产生与盛畅是分不开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魏晋玄学不仅自身是当时文化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当时的文化争鸣、丰富文化争鸣的内涵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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