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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家所理想的政治家，谢安最为相近。
谢安青年时即善于论玄，谈锋锐不可当。
出仕前寓居山水怡人的会稽，与那里的名士名僧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交往密切，共论《庄》《易》。
王导、庾亮、谢安诸人先后执掌朝政。
他们的谈玄说理，势必使玄风畅炽，《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
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
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
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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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为江东士族，说明谈玄已非中原南渡士人之专有：七岁儿童竟能一句不漏地背出客主谈玄之言，若非平时耳濡目染，熟悉玄谈用语，岂能如此容易记住；顾和听到后夸奖不已，说明世人对谈玄说理的崇拜，于此可见东晋玄风盛炽之一斑。
在大族凌驾于皇权的东晋社会，上层社会的人物皆重谈玄，又使得玄学与政治密切相连，玄学思想深深地烙痕于东晋的政治生活，这亦成为东晋玄学之一大显著特点，名教皆自然在东晋得到了现实的证明。
王导为政清静宽和，实行“网漏吞舟”
“愦而不察”
的宽松政治，思想根源乃出自老庄无为之治、简易之教的政治理想。
谢安为政务求清静，成功地运用玄理指导政治，提出操切之政未必有益，认为误国不是清谈所致，而是由于清谈者不务实。
他们往往礼玄双修，一方面从玄学中吸取治国思想，以冷静客观的政治远见，强调为政宽恕，无为而治，稳定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虽也常常周旋于名士之间，谈玄说理，却并不妨碍政务，更没有那种放诞不羁之举，而讲究务实之举。
如庾亮谈玄不让他人，但在处理公务时却风格峻整，动由礼节；谢安欣赏清谈，却对其弟谢万肩负军事重任而以吟啸自高的行迹极为不满。
名教与自然、山林与庙堂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其次，东晋玄学的盛况表现在谈玄说理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有多人聚会，问难屈胜。
如谢安曾和许询、支道林等人谈《庄子·渔父》，名僧支道林首先剖析义理，七百余言，理义精微，辞藻动人。
待在座之人都“通”
之后，谢安对众人谈理的不是之处提出诘难，然后万言长论，不仅理辞皆精，而且神气萧然自得，四座称美。
除了这种形式的谈玄之外，还有两人促膝相对，缠绵论至，整个谈玄说理过程充满细腻的情旨，简文皇帝与许询就做过这样的彻夜之谈。
当然，还有两人之间的激烈辩难，殷浩与刘惔、孙盛都进行过这样的谈玄。
对谈之中，辩争激烈，互不退让，直到一方小屈，才肯罢休。
许询与王修谈玄为争高低，竟形同水火，甚至加入意气之争。
如果说，这种两人辩难是为争胜，那么两人促膝之谈则是为求知音。
东晋玄学发挥的仍是老、庄、易、义理，同时又出现了调和儒道之思想。
“永嘉之乱”
和“五胡乱华”
的惨痛后果，使东晋初年的思想家出现了一股反思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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