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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隋唐时期的儒家反佛之士的不少观点就渊源于此。
北朝后期的无神论者在继承前期对佛教有悖纲常名教观念、有碍治道出发进行批驳的同时，开始从理论上与有神论者进行论争，从而使北朝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论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著名者当推邢邵与樊逊二人。
邢邵，字子才，博学能文，曾作《议生灭论》，倡人死神灭之说，北齐中书令、著名的佛教信徒杜弼反驳邢邵之说，双方往复再三。
邢邵与杜弼的这场神灭之辩，成为北朝后期无神论与有神论的重大论战之一。
邢邵认为佛教所云人死还能来世再生，其实是画蛇添足，无中生有。
杜弼强辩：如果人死归无，不能再生，那么万物未生之前，也是无有此物，无能生有，为什么就不能死而再生呢？邢邵指出，所谓来生、报应，本是圣人设教，以行教化，并不是真有来世。
杜弼则以圣人言则为经，行则为法，怎么可能以诡言劝民来辩解呢？显然，杜弼在关于人死不能再生这一问题上是偷换概念，人死不能再生，是形体消亡后精神也不复存在，讲的是形神关系，事物出生之前的无，是事物的生长过程，也并不是从无到有，同样需要有物质基础，才能成为有。
邢邵与杜弼又就神灭问题展开了论争。
邢邵强调，人死之后，精神也消失殆尽。
杜弼用草木枯死后留下种子能够再生来比喻人死后灵魂还在，还可转世来诘难邢邵。
杜弼在这里再次混淆概念，因为草木的种子仍然是实体，是形。
邢邵针锋相对地运用烛火的比喻进行了反驳，人之精神，就像蜡烛有光，蜡烛燃尽了光也就没有了，人死之后精神同样消亡。
人死神灭，形消神亡，既没有灵魂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来生、转世的情形。
杜弼答辩说，这支蜡烛燃尽了，但另一支蜡烛又亮了，既然光可以离开此烛，点燃彼烛，神也就可以离开此形，托于彼形。
邢邵进一步反驳道，不同的形有不同的用，彼烛之光已不同于此烛之光，彼形之神也不同于此形之神，就如同泥土不能变成人，树木不会长出眼睛、鼻子一样，神也不会再依附于新的形。
邢邵在和杜弼展开神灭之争的同时，还与魏收等人上疏要求压抑佛教，更修儒术，立学校，行礼乐，以教化天下。
从邢邵与杜弼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他的无神论思想已经超出了北朝前期那种只从佛教对社会的危害出发所进行的批判，而进一步从形神关系来论证佛教的虚妄。
尽管以烛火来比喻形神关系，是汉魏以来无神论者所常用之例，但在北朝，是邢邵第—次就形神关系与有神论展开论争，从而使北朝的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樊逊，字孝谦，北齐员外散骑常侍。
《北齐书·樊逊传》中保存了他于天保五年（554年）所上的《举秀才对策》，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樊逊认为，佛、道二教宣扬的都是虚妄不可信的东西。
道教所说的玉简金书，神经秘录，金丹神药，羽化成仙，皆是凭虚之说。
秦皇汉武好神仙方术，结果一无所获的事实说明道教方术的虚妄和信道者的可悲。
佛教也同样如此，所谓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法王自在，变化无穷根本就是虚无之事，无从证实，不能成立。
宣传这些无稽之谈的僧人其实是左道怪民，妖妄之徒，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樊逊还驳斥了报应之说，认为天道玄远，神迹难寻，造化之理，寂寞无传，报应之说，难以证实，当属妄说。
樊逊的无神论思想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和突破，但他对宗教所取的全部否定的态度，比他同时代人都要来得坚定不移，从而成为北朝时期又一位影响较大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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